第一部分 巨星（第7/12页）

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加善变了，"1917年，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是塔拉塔[8]，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状态。”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丽特·霍尔斯特（Henriette 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的心理，其实也是与此相似的。

卢森堡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1898年，她写信给罗伯特·赛德尔（Robert 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是什么让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答案是“人民”，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以此起誓，”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己。”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但她的讨论并未停止于此。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由于写作能力的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约吉谢斯似乎对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愉快。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马克思[9]，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1899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你的决定的女人。”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孤独且挥之不去的自我。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访”。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

她曾再三抱怨约吉谢斯在给她的信里只谈论党内事务和他们的“伟大事业”，而忽略了那些心灵上的交流。她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事务”（这是他们所在党党媒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卢森堡执笔的）。如果可以在生活中“与拥有人格之人、真正的灵魂、独立的个体相伴”，再冗杂的事务，她也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但从这位约吉谢斯身上，她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每每当她遭遇到“无比纷乱的思想，以及通过对外物的观测得到的诸多观感”时，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帮助”（她曾不止一次希求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当她在前往苏黎世探望他并“没有留下争吵阴影地”归来后，她发觉这个被自己信任的男人已经全然“无视”她以及她的“内心生活”（这封信还异乎寻常地表明，约吉谢斯曾对卢森堡有过同样的指责）。但卢森堡也绝非总是慈悲的。在约吉谢斯照顾自己濒死的哥哥，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却毫无同情心地指责他是在“愚蠢地进行弱智的情感自杀”。

显然，约吉谢斯是仅为了政治信念而生活的人，而这个信念几乎毁掉了一个人生活里最好的部分。于是，对于她的下一任爱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她谨慎地提出了警告。对于卢森堡来说，她所致力的，无非是让人们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获得更多的幸福。“于我而言，变得快乐像是一种被诅咒的渴望。它酝酿着，日复一日，带着如鸽子一般愚蠢的顽固，为了我那微薄的幸福而与命运争执不下。”这里没有任何隐喻。1917年，她写信给索尼亚·李卜克内西（Sonja Liebknecht）：“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人形鸟，或是其他野兽。”“没有任何人，”在给约吉谢斯写得最深刻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以如我们这般，拥有如此多快乐的可能。”可那被她看作幸福构成的充要条件——内心灵动、思想自由，于他而言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这被她写进了1898年给赛德尔夫妇的信里）。

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你对私人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1899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作为一个“承诺恐惧者”，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他需要她的成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我试图让我们之间的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之中。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学着在精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