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屡被罢官的官（第2/4页）

海瑞不但谨遵圣贤教诲且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和不良风气作斗争，而无论对方职位有多高，来头有多大。哪怕是公认的老虎，海瑞也敢摸他的屁股。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出任总督的是胡宗宪。总督与知县，官阶之别，如同天壤。胡宗宪这个人，又是当朝权相严嵩的党羽，权倾天下，炙手可热，加上他官风凌厉，气势逼人，境内官民无不凛然畏惧。然而海瑞却如初生牛犊。胡宗宪的儿子到淳安，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还把驿丞倒吊起来。海瑞毫不客气，立即下令将其拘捕，押往总督衙门，其随身所携一千两银子也没收充公。海瑞还给胡宗宪呈上一份公文，声称久闻总督大人节望清高，爱民如子而教子甚严。此人既然品行恶劣胡作非为，其所称胡公子云云必系假冒，其随身所携也必系赃银。胡宗宪心知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却也不敢声张，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自认倒霉。

严嵩的另一党羽鄢懋卿也在海瑞这里碰了一个软钉子。鄢懋卿奉命钦差巡视浙江盐务，事先曾明发通令，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因此“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这种官样文章，原本是此类人物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把戏，十足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员都不当真，接待也极尽奢靡，所费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却一本正经地上了一个禀帖，规规矩矩写上“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接待逢迎与通令所言完全两样。不但要摆酒席，还要供应女人，每席耗银三四百两，连小便器都要用银子打造。因此下官糊涂起来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还是照前面的样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深怕简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样子来做吧，又怕违背了大人体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恳请大人明示，到底怎样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禀帖，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只好不过严州，绕道而去。

海瑞这一手不但吓退了鄢懋卿，也吓坏了严州知府。他对海瑞大发雷霆，问他为什么这样惹是生非。海瑞既不顶撞，也不辩白，等知府把脾气发够了，才作揖告退。后来，知府大人见海瑞此举并没有惹来什么祸事，又感激地对海瑞说：淳安百姓逃此一难，真难为你了！真难为你了！

不过这回知府大人又搞错了。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顶撞上峰，连钦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台，岂有不遭报复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兴通判调令，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时，袁淳在京弹劾了他。袁淳也是严嵩一党，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为巡盐御史出巡浙江时，在海瑞那里亲身领教了简慢的招待，还和海瑞大吵了一架，于是便弹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尽管海瑞并无过错，也尽管严嵩已被免职，鄢懋卿也被充了军，但朝中大臣们此刻热衷的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没有人关心这个举人出身、既无后台而脾气又有些古怪的七品芝麻官。只是由于曾当过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海瑞才在免职后又被调任兴国知县。

按说，像海瑞这样不会巴结上司，还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县令的职位，已经是万幸了。他原本只能在几个边远贫穷的小县调来调去，最多升个六品闲差然后退休。然而海瑞的运气出奇的好。严嵩的倒台终于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人们开始对严嵩当权时的人和事一一进行清理和甄别。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的。海瑞以卑微之职公然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这样的英雄如果不能加以表彰，委以重任，那就不但是帝国的奇耻大辱，而且是吏部的严重失职。于是，在担任兴国知县一年半后，海瑞被调往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正六品。

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只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2]

然而海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对君主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只知进不知退的人。即便居于一个闲散的职位，他也不想在无所事事中打发时光。既然没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虑大事。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了。何况他的工作任务又不繁重，不像在做县令时那样，每天要处理许多繁琐而具体的事务。这就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去胡思乱想。而且，与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一样，海瑞认为他应该对时局和朝政发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见解，而国家的现状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满意。不但离孔夫子他们设计的唐尧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远，而且简直就是危机四伏。海瑞觉得自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不负责任，就是对历史对国家对君王对祖宗犯罪。一股正义感和使命感从他心中升起。他决定发起进攻。

这一回，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皇上。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也就是海瑞进京一年半以后，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六品司员，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深知当朝的这位皇帝是只听得进好话听不进批评的，因此开宗明义就说一个皇帝是否够格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让臣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下来，他便对嘉靖本人进行诛心剖骨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拿汉文帝刘恒和当今圣上相比，则圣上的“天资英断”，要远远超过汉文。然而圣上的仁德政绩，比起汉文来，却差得很远。汉文帝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当今皇帝创造的，却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局面。究其所以，就因为他这个皇帝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既是昏君，又是暴君。他还指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男人。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难怪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认为你不对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难怪老百姓要以你的年号来表示对你的不满，说什么“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一无所有）了！其实，臣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无非希望官府的盘剥轻一点，当局的关怀多一点，冤假错案少一点，社会风气正一点。这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而陛下何不为之”？既然做起来并不困难，那就应该“幡然悔悟，洗数十年之积误”。事实上，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那就请陛下振作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