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不喜欢甜味，是个政治问题

按说中国人饮食，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江南人现在就很甜，无锡人做红烧排骨、小笼汤包、油面筋塞肉，能甜得人发腻。但是宋朝就未必如此。《梦溪笔谈》里说：“大业中，吴中贡蜜蟹二千头。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我一听“蜜蟹”二字，只好感叹重口味真是没有底线，蟹都能蜜了，想象其味都满嘴发麻。

古代人没有蔗糖时，就以麦芽糖或蜜糖来取甜味。苏轼是四川人，爱吃蜜豆腐。麦芽糖就是饴，东汉明帝驾崩，马皇后成了马太后，大臣疑心她要专权，太后就说，咱以后，含饴弄孙——含着麦芽糖逗逗孙子，这就能过日子了。

罗马帝国时期，甜品单里大多是新鲜或干透的水果，以此取甜。冰淇淋在欧洲出现，是中世纪晚期的事儿了。有种说法是，唐朝的《酉阳杂俎》里头，已经提到过冰与奶制品混一的玩意，叫作“酪饮”。宋朝时，大家也习惯类似东西叫冰酪，可能那就是冰淇淋的雏形。但法国人相信，冰淇淋是美第奇嫁到法国之后，才真正进入文明世界的——那就天晓得了。

用蔗糖最早的，应该是印度人。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在印度发现有人嚼甘蔗取甜味，觉得有趣，便想法子移种。

蔗糖提取不易，所以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砂糖的供应不顺畅。中国北方以前砂糖珍贵，所以老阿姨们有时爱喝口糖水——不是广东糖水，就是白糖加热水。清朝到民国，北京有冷饿在路边的“路倒”，好心人救起，先问茶房要一碗热糖水。甜，好喝，有热量，许就救得回一条命来。

英国人喝茶加糖之疯狂，就不用多说了。好玩的是，英国人嗜糖，不止在茶。亨利八世的时代，英国人刚能够稳定地获取糖，于是什么东西上都放：煎鸡蛋，加糖；炖肉，加糖；葡萄酒里，加糖。土豆烤完了，加一勺子糖；绿叶蔬菜上，加一勺糖。吃得起糖的人会牙齿发黑，普通人为了显得“咱也吃得起糖”，也会特意染黑牙齿——到这地步，简直就是神经了。

甜味曾经是个政治问题。跟英国人有关的糖危机，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世纪初，英国人跟拿破仑打仗，拿破仑打不过英吉利海峡，便搞经济封锁，英国人一生气，也不给欧洲大陆供蔗糖。拿破仑御下的大陆诸国要哭了：一口甜的都吃不上！德国人这时跳出来：咱有甜菜，可以榨糖，让蔗糖去死吧！——结果德国经济靠此崛起，实在是意料之外。另一次是20世纪初，《泰晤士报》连篇累牍，说只有下等阶级的人才爱吃甜喝甜，嗜糖如命。上流社会都要修身养性，减少食物含糖量还来不及呢。结果英国人对茶里放糖，依然故我。到“二战”时，人民需要营养和热量，支持抗击纳粹事业，实行配给制，糖不够用，怎么办？往茶里加牛奶，“多加些牛奶，茶就甜了”。

葡萄酒发酵，酒精度便和糖分此消彼长，所以爱喝偏甜葡萄酒的，就会被资深好酒者小看：咳，不懂得咂摸葡萄酒酸度和平衡度的小孩子，只喜欢甜啊！南欧惯例，像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法酿葡萄酒，都喜欢加酒精强化，提前终止发酵，导致葡萄酒甜浓醉人，但这种喝法，法国北部的人就不大喜欢。德国人喝啤酒，嫌麦酒太甜，加了啤酒花，得了其中的清爽苦味才过瘾，还要反过来嘲笑：波兰这群胖子，就是爱喝甜烧酒，个个都是大冬天，长个酒糟鼻子！

如此，口味甜不甜，在欧洲像个阶级问题。大概在欧洲人概念里，爱喝甜饮料的，就是劳工阶级；爱吃重糖甜品的，都是小孩子家。当然，到了现今，糖和盐一样，都成了工业社会的罪状：低盐的火腿、低糖的酒，才能见真手艺；加盐加糖加香料，都是为了弥补低劣的制作技艺——而且拿我们的健康做赌注，实在可恼！

福塞尔《格调》里认为，现代社会，下等人才会迷恋甜味。上流社会也因此摇旗鼓吹，认为懂得品茶与咖啡的苦味，才能谏果回甘，体会到深层的味道云云……其实对日本茶道略明白的，便知道他们虽然和敬清寂、素雅纯正，但茶会时按例也有和果子。同样，阿拉伯人以前，喝咖啡确实经常不带糖，但人也不是空口白喝，而是配椰枣，东正教徒如俄罗斯人，喝不加糖咖啡和不加糖茶炊时，惯例甜面包、蛋糕、蜂蜜摆一桌。

大概可以这么说：虽然甜味经常被当作脆弱的、下等的、世俗的、不够高雅的味道，上等人也相信能尝得苦味才显得品位非凡、耐得住寂寞等等，但抛去一切形而上的想象，人类本性DNA里，还就是喜欢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