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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大案现场的目击者为数不少。他们在向人介绍当时的情景时，最乐于讲述的就是杨红的表现。他们的说法在有一点上是惊人相似的，那就是杨红从银行运钞车上提着款箱往那辆面的上送的时候，一点也不慌张，“就好像她不是在抢劫，而是把樱桃从这个车上卸下来，再放到另外一辆车上。”前面提到的我的那个在本地当记者的朋友，这样对我说。他当然不是目击者，因为事发的时候，他正和我在KTV包房里酣睡不醒呢。不过，他那个在火车站当售票员的老婆是个目击者，这番话，大概是出自他老婆之口。

另外一个参与了案件采访的记者，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杨红当时的表现。“那真叫胜似闲庭信步。”他说。他得意地告诉我，他在写给报社的通讯稿件中用了这句话。“当然，我们的头儿把这句话给我画掉了。”他连发感慨，“这一改，意境一点也不剩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还有一种说法更绝，说杨红就像在演电影或拍广告片，开始还有点慌张，可演着演着就老练了起来。其中还有一次，她在半道把款箱放了下来，用小拇指捋了捋鬓角的头发。

见到杨红，我把外面的这些说法都讲了。她听了之后非常吃惊，最初还以为我提到的是另外一个人，她说：“其实我当时还是很慌张的。马恩对我说过，‘你不要慌，有我在，你就不要慌。’可我还是心慌。心一慌，我就走不成，光摔倒。我只好把脚步放慢。开车走的时候，马恩腾出手来，抱了我一下，说我表现得很出色，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你能说我不紧张吗？那些记者们就会瞎扯。”我又提到了她在半道把款箱放下来捋头发的细节。这一点她记得很清楚，说确有此事。“我当时觉得有一颗子弹进了我的耳朵，我想把它掏出来。没掏出来，我就歪着头，蹦了两下，想把它从耳朵里倒出来。以前我游完泳的时候，经常用这种法子。没有倒出来，我就想，这一下我死定了，不过死就死了，能跟我的马恩死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的。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上了车，马恩抱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是死着呢。直到我听见我在哭，我才知道我还没死，还活得好好的，于是，我就哭得更凶了。”她又提到了记者们，说，“你别听他们瞎扯，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这次在牢里见她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还没有接受审判。事实上连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被毙掉。我估计她每见到一个人都要问她能关上几年，问马恩能关上几年。她自言自语地说，千万别关五年，五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出来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一过三十就没什么意思了。她还问判刑之后，能不能看电视。在她看来，不能看电视和见不到马恩是她最难忍受的两大痛苦。她喜欢看卡通片，特别是日本和美国拍的卡通片。她说，以前她当老师的时候，除了课本上的东西，她就没什么好给学生讲了，现在不一样了，她肚里装满了各种卡通故事。她说，在牢里住几年出来，她还想去当老师，她要给学生们好好讲那些卡通故事，“你看，我这些年并没有白混，我长了不少见识。我时刻都想着在里面过几年，就回去接着教书。”

她的滑稽而美好的愿望在多天之后随着一声枪响，都上了云霄。杨红曾对我说过，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女孩。她说，直到今天，她见到一只毛毛虫都吓得要命。她的说法得到了看守们的证实，看守们对我说，有一天夜里，有一只蟑螂爬进了女犯们的房间，把杨红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可就是这样一个见到一只蛐蛐似的昆虫都要吓得闭气的女孩，却是一连串杀人事件和“四九”大案的直接参与者。在她的讲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马恩端着枪朝陈栓保补射第二枪的时候，有一根树枝碰巧掉到了马恩的面前（被陈栓保踩断的一根树枝），杨红担心马恩被树枝绊住，就弯了腰，把那根树枝捡起来，放到了一边。而与此同时，枪响了。栓保像一个沙袋，从树上掉了下来，“将山坡上的碎石子溅起了一颗，刚好溅到了我的脚上，把我都快疼死了。”她说。说这话的时候，她还把裤管卷了卷，让我看被石子溅疼的地方。我没有看到被石子溅伤的痕迹，我看到的是被脚镣磨得发紫的一圈皮肉。

她确实深爱着马恩。就在这次交谈中，我在别的地方听到的有关她和马恩的恋爱故事的传说，在她这里得到了证实。是的，我确实听到过这些传说，而且传得都有鼻子有眼，仿佛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一样。我后来得知，这些传说，基本上都是从参与案件侦破、审理、记录的有关人员那里传出来的。

她和马恩的恋爱故事，只要完整地写下来，即便不添油加醋，也算得上一篇精彩的小说。她给我讲了她和马恩认识的经过，在我的追问下，她又简单地谈了谈她在认识马恩之前的生活。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她以前曾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在前年的暑假，她的一个在外面打工的女同学回到了村里，向她讲起了在外面看到的大千世界。杨红现在还记得那个同学向她展示脖子上的银项链的情景。“胡说什么呀，这可不是拴狗的，这就是莫泊桑小说里写的项链。”她的同学对她说。在乡村宁静的月光下，那串项链闪闪发光，就像串在一起的萤火虫。那个女同学又让她看了手指上戴的戒指，“你在电影里肯定看过这宝贝，只是你没有留意罢了，我要不告诉你，你还以为这是纳鞋底用的顶针呢，这叫戒指。”她问同学，这东西值多少钱，同学对她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把你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这位同学劝她跟她一起出去干，“当民办教师有什么意思，你没听大人们常说，‘地有三亩，不当猴头’？”在同学的劝说下，她骗过母亲出来了。同学将她安排到了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业余时间教她跳舞。半年之后，穿衣打扮、举手投足已经成了一个城市姑娘的杨红跟着她的同学从成都来到重庆，在一个名叫“小康之家”的歌厅当上了陪舞女郎，并且糊里糊涂地把保留了好多年的贞操送了出去。她就是在“小康之家”遇到了马恩的。那段时间，马恩经常来跳舞，在一群女孩当中，马恩和她跳得最多。后来发生一件事，这件事之后，马恩的每句话对她来说就都是圣旨了。

一个火锅连锁店的老总看上了她，每次来都点名让她陪舞、陪酒。后来，这位老总说，光陪舞陪酒，玩起来不过瘾，还是再加上陪睡吧。可她嫌他口臭，拒绝和他上床。老总火了，找到舞厅的老板，说：“我连洋货都玩了，我就不信会在国货面前碰钉子。”老板来找她做说服工作，并动员其他小姐也来做她的工作。她现在还记得和她最要好的一位小姐说的话：“我和他睡过了，他大方得很，你只要把他打发舒服了，他万儿八千都敢给你，还不用交税。放着这样的美事不干，那不是个傻×吗？”火锅店老总显然把舞厅老板买通了，老板一使眼色，小姐们就一哄而上，把她往门外推。那个老总的奥迪车就停在门外。杨红说，她用脚使劲地勾着车盘，说什么也不进去。有一个小姐先进了车里，把她往里面拉，但并不舍得使劲。那位小姐说：“我拉不动了，我的胳膊都快使断了，算了吧，还是我替她去吧。”按说有人替她去就行了，可那个老总却犯了牛脾气，说别的以后再说，今天晚上好歹就是这个了，“我就不信这个邪，老子就爱吃强扭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