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五 打工女孩（第2/5页）
宿舍里没有隐私的空间。姑娘们在走廊里，镜子端在手里照着，梳理刚洗过的头发；有的姑娘穿着短裤和拖鞋，拉着水桶，拖宿舍的地板。楼上的人光着手臂靠在阳台栏杆上，查看一楼的动静，呼唤楼下几层的朋友。流行歌曲从磁带卡座里传出来，声音直冲清晨的迷雾。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空气里弥漫着晾晒衣服的味道；漂白粉，洗洁剂和潮湿味儿是裕元厂里永恒的气味。
2004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J楼805室的几个姑娘躺在床上聊天。房间乱蓬蓬的好似睡衣派对的尾声，虽然已经十一点了，姑娘们还窝在睡衣里。
“你要是在外面认识个男孩，”一个姑娘说，“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不了解他的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交男朋友，爸妈在家就没有面子。”
“你跟一些人交了朋友，然后回家就失去联系。”
“你回家的时候，发现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十个女孩住在J805，这个八楼的房间有二十个平米，里面摆了两排金属的上下铺。房间闻起来跟裕元其他地方一样，有湿衣服的气味。每个女孩有一格壁柜，放衣服、零食、化妆品和首饰；就像美国高中女生的储物柜一样，她们用电影明星的杂志图片装饰内壁。床底下是鞋子的墓地：高跟鞋，运动鞋，Hello Kitty的拖鞋。长长的走廊上，一模一样的房间一个个排开，J805是其中之一，走廊两端各有一个洗手间和浴室。这幢楼里住了两千个工人。
在老家农村，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忙的双抢季节，要忙着夏收和夏播。全球制鞋业的循环周期却在此时慢了下来。J805的姑娘们在裕元八厂工作，生产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鞋子。现在她们每天只工作十个半小时，外加星期六的半天或整天。在东莞制造世界，这就是淡季了。一些姑娘计划回家度假，但是走不走得成，取决于她们制造的鞋子部件是什么。做鞋底的女孩可以离开，但裁断工和缝纫工则必须留下。
二十一岁的贾纪梅冲进房间，炫耀她刚才出去买到的东西：火车上吃的零食和给家里人买的卡式录音机。她是河南人，在鞋底部打工，刚获准了一个月的假期，准备回家。“这两个晚上我都睡不着，”她说。“一知道要回家，其他啥事都不会想了。”她圆脸，塌鼻梁，双眼分得很开，笑起来脸会显得柔和些。她坐在下铺，胸前搂着一只毛绒的玩具熊猫。
张倩倩是安徽来的姑娘，她从楼下七层到八楼玩，看贾纪梅为回家做准备。她身材结实，肩膀很宽，生硬的脸上没有笑容。她穿牛仔裤，戴一块运动手表，这让她更显强悍。她是个裁断工，所以得留下来。“我在家里无聊得要死，”倩倩说。“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家里别的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整天就我一个人。”
“我奶奶一大早就起床做早饭，”她接着说，“叫我吃饭，有时候我还睡着。我爸爸就说我，‘你懒在床上，连奶奶给你做的早饭都不吃。’在家里，总有人在说你。”
“你在家里呆不住，”李小燕同意倩倩的说法。她是来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个裁断工。这些姑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复杂。在外的时候，她们很累，觉得孤单，一直说要回家；而一回家，她们很快就厌倦了，又渴望再出来。如果一个姑娘决定要离开工厂，会激起周围所有人的震惊和不安。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不断被最亲近的人抛弃。
倩倩是来来去去的老手。她三年前从家里出来，在裕元打工一年半，因为跟老板有矛盾而辞职，回家一段时间。再次回到东莞后，她进了一家小型电子厂，条件比裕元差很多。她再一次辞职回家，这次是为了庆祝奶奶的八十大寿。四个月前，她回到了裕元厂。“我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厂，”她说。
贾纪梅则没有那么肯定。“我可能会回裕元，但是我还说不准，”她说。一个星期后，她离厂回家，没有告诉室友们她会不会回来。
中国进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期已经有二十五年，而人群的总体情况也在改变。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是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陌生的未知。人们认为单身女性独自出门很危险，甚至有些丢人。这些早期的农民工常在农闲时分做一些季节性的零工。播种和收成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帮忙。一旦赚够了钱，他们就回村里不再出来。
在新一代农民工成长时，大多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出来，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迁移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现在待在家里才丢脸。
这一代农民工和老家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她们回家的行程也不再取决于农忙农闲，甚至于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相反，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来去间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换工作或请假，这些都同生产周期的需求有关。如今是厂忙厂闲来决定农民工的生活。
农民工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越来越像城里人。90年代推出的那些打工族杂志现在要么倒闭，要么为了寻找读者群伤脑筋。那些有关打工经历的歌曲在南方的工厂也不再耳闻；现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城里的青少年听一样的流行歌曲。如今，打工族随心所欲地在自己身上花钱——买衣服，做头发，挑手机——只有家里需要的时候才寄钱回去。新一代的打工族比上一辈更有野心，也更不容易满足。调查发现，90年代离家的打工族里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表示满意，而比他们早十年出来的，表示满意的人占到百分之二十七。这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的农民工想回老家。但也反映出他们在和城里人进行比较，也许，更高的期待能带来更大的成功机会。也许，这意味着新一代人注定要对此失望。
结识裕元厂的这些姑娘很不容易。她们跟我约好时间见面，却不赴约。之后如果我找到她们，也不会解释或者道歉。我主动送她们手机，但没有人接受，或许是她们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她们可能今天对我友好，明天又变得冷淡，如果我跟宿舍里某一个姑娘说话，房里的其他人会避开我。一个姑娘让她的室友跟我撒谎，说她已经离厂了，因为这姑娘的朋友跟她说，我不可信。工厂允许我自由出入宿舍楼，但要赢得住在里面的人的信任才是难点。她们在鞋厂巨大的阴影下来去匆匆，像飞蛾一样飘忽不定，比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