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城市 八 流水线英语（第2/5页）
“你的手，脑，眼睛，嘴，必须学着快速、自动作出反应，”吴先生解释道。“你没有时间把一个单词翻成汉语然后记住。必须得训练自己的本能反应。”他说，流水线英语把这么多身体器官都调动了起来，能刺激大脑更努力地工作。科学显示，人类只使用了百分之五的脑容量。对于这些资料，吴先生张口就来。一般人每小时写两百个句子。女性每分钟可以背九十个句子，但男性只能达到七十五句。如果一个人一天花十个小时学英语，三年他就能做同声翻译。看起来，吴先生很想将整个宇宙简化成一系列化学公式：每一点事实都准确无误，但综合起来，就缺了点什么。不过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学校里教授英语的方式确实有问题，重点是学生太被动。你可以死记硬背，托福考试拿高分——托福是最常用的英语水平考试——但就算你做到了，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流利的水平。
上完吴先生的课后，我和春明在教室里溜达。她认出一个之前在学校碰到过的人。刘以霞，二十一岁，圆脸，亮眼睛，剪了个锅盖头，看起来像个布娃娃。她在这里学了一年英语，帮学校做些文书工作，抵用住宿费和学费。在春明的注视下，刘以霞跟我用英语聊了几句。听起来她压根不像是美国五年级的水平。但她不怕讲英语，也没有不停地抬手捂嘴，为讲错了道歉。
刘以霞现在的工作是给工厂的管理人员教英语——这让我很吃惊，虽然我本该想到。在东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资格授业解惑。我问她以后打算做什么。
“国际贸易怎么说？”她用中文问我。我告诉了她。她的雄心大过天，又仿佛大声说出就会实现。
我和春明走出大楼，穿过科技馆门前的草坪。夜幕降临，路灯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我下定了决心，”春明说。“今年我要么学好英语，要么就自己出来做生意。”
刘以霞离开家的第一年，吃饭睡觉呼吸都在学流水线英语。她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吴先生的机器前学习。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们三个都在学英语，但刘以霞最刻苦。“我比她们俩大一岁，”她对我说，“所以我有压力，必须比她们学得好。”她来自贫困的江西，父母都是农民，耕地，养鸭子。她一直就喜欢各种语言；在家乡，她父母讲不同的方言，她习惯于在两人的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上中学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她成绩不错。可她没考上大学，而且家里也没钱供她继续读书，所以刘以霞来到东莞打工。
在吴先生的学校里，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发音——周围没有人纠正她的错误，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她是吴先生的明星学员，但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他有时候对我很不好，”刘以霞说。“他也不让我背单词表。”
“他不让你背单词表？”我问。
“他坚持要我用他的方法学英语。所以我只好自己偷偷地学单词。”
刘以霞离开的时候，又跟吴先生吵了一架。“他想给我拍张照片，”她说，“但是我不让他拍。”吴先生会把学生的照片用在学校的推广材料中，但刘以霞对自己的成绩很自豪，不愿意归功于他人。“我所做的一切，”她对吴先生说，“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不是因为你。”
即便按东莞的标准来看，刘以霞也太急切了。在离开吴先生的学校后的九个月里，她做了六份教学工作，飞速领略了各种管理不善。其中一份工作，她主动去其他学校参观、研究不同的教学方法；老板指责她是去兼职打工，把她辞退了。下一份工作，有人认为开办语言学校不必规定课程，学生来了，刘以霞就得当场教一节课。“我一天上五六个钟头的课，各种水平都有，”她说。“前一分钟我可能在教初级课程，下一节就得教高级课程。”她不堪疲惫，干了一个月，没拿到工资就辞职了。
刘以霞现在干的工作，每天傍晚要教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备课和自学。她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元，收入不错。可她跟学校领导产生了矛盾。领导想让她迅速讲完许多课文，可她认为应该让学生先开口说，才会更有信心。领导否定了她的教学方式，即通过做游戏，让学生参与进来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讲课。领导本人什么外语也不会。
所有雇用刘以霞的老板都以为她是大学毕业，有英语专业文凭，因为面试的时候，她就是这么对人说的。她最了不起的成就——找到一种办法，不经过正规教育就掌握一门外语；而这个秘密她瞒着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
六个月之后，我去石碣的学校看刘以霞——又是我没去过的一个东莞工业园区。她把头发留长了；戴着银边眼镜，一件简单利落的条纹连衣裙，一双黑色高跟鞋。她看起来成熟多了，尽管走路略微有点晃。我们在快餐店吃排骨饭，用中文聊天，谈英语。刘以霞想到工厂里当翻译，以便提高英语水平——国际贸易怎么说？——但她没有工厂工作的经验，没人肯雇她。她对英语很痴迷；吃饭的时候，始终都在谈着它。
我们吃完之后，刘以霞看着我，问道，“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提高英语？”
“你应该尽量跟母语是英语的人说话，”我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条没用的建议，因为我在东莞喜来登的大堂外，极少看到西方人。事实上，学习英语最好的办法是交个外国男友——不知多少小姐用这种办法学会了讲流利的英语——但我不能对刘以霞这么说。
“旅游业呢？”我问她。
她举起手摸摸头顶。“你看，我达不到基本的身高要求。导游必须得一米六以上。”
对——又一个蠢主意。我都忘了，在东莞这样的地方，身高可能对使用英语有各种影响。再说，刘以霞担心她的语言能力正在退步；在东莞的商务学校里做老师看来是死路一条。在这个遍地工厂的城市里，私立学校只不过是又一项低级服务而已。在正规的教育系统里，教师享受着特权和福利，但刘以霞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体制，”她说。“他们不能接受我在社会上得到的经验。”
午餐后，刘以霞带我回到她的学校——在这个时间段，这幢四层办公楼看起来几乎空无一人。几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打台球；两个年轻男子在另外一间里唱卡拉OK，尖细的歌声一直传到走廊。只有在晚上，人们下班以后，教室里才会坐满人。一般的学校晚上大都一片死寂，但在东莞，学习时间正好反过来，仿佛这些机构奉行的是半个地球那边的时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