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2月16日|

即使过去五年都在这个地方工作，里奥在国家安全部总部——鲁布央卡从来都没有过自在的感觉。在这里很少有随意的聊天；所有反应都受到监视。鉴于他们的职业性质，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但在他看来，这个建筑本身也让人紧张不安，仿佛恐惧也成了设计因素之一。由于他对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一无所知，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毫无意义可言。这座建筑建于革命前，在被布尔什维克秘密安全部队占领之前不过就是一个保险公司。但他发现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选择一栋比例如此失调的建筑：它既不宏伟也不敦实，既不宽敞也不狭窄，总是介于之间某种尴尬的境地。建筑外观给人戒备森严的印象：一排排窗户被塞在一起，一层一层堆上去，一直堆到顶上的那口钟为止，而那口钟就像一只晶亮的眼睛，俯视着全城。建筑四周似乎存在一条无形的界线，行人都避开这条假想的边界线，唯恐被拖了进去。逾越那条界线，不是意味着你是里面的员工，就意味着你被判有罪。在这高墙之内，不可能找到清白无辜的人。这里是犯罪装配线。也许鲁布央卡不是刻意用恐惧建筑而成，但恐惧依然处处呈现，恐惧在这座前保险公司安了家。

里奥递过自己的身份证明，这个证明不仅意味着他能够进入这座建筑，而且可以随意离开。那些没有身份证明的男男女女被领进门之后，通常就再也没见他们出来过。他们可能不是被带到劳改营，就被带到这座建筑后面位于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的另外一栋建筑，这里是国家安全部枪毙人的另一个围场，围场里地面倾斜，装有木头隔墙，以及能够将血水洗刷一净的粗大水管。里奥不清楚死刑执行的具体数量，但数量肯定很高。在这个水平上，像如何方便而迅速地清理这些尸体等实际考虑就成为一个问题。

步入主通道，里奥在想，在没有任何出去的希望以及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被带往地下室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这里，司法系统完全被忽略。里奥听说囚犯被扔在一旁，一扔就是几个星期，而医生的作用就是研究疼痛感。他教自己要学会接受一个道理，这些事情的存在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一个原因，一个更加重大的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吓唬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安全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什么还要有意散布关于这座建筑的谣言，颇有策略性地在地铁或有轨电车上交头接耳，仿佛他们在向人群释放某种病毒一样？恐怖气氛就这样营造出来了。恐怖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恐怖的氛围，就需要不断地有人充当牺牲品。

当然，鲁布央卡不是令人心生恐惧的唯一建筑。还有布提尔卡监狱，这里壁垒森严，环境污秽，逼仄的牢房里挤满了囚犯，犯人们在等待被押往劳动营期间在牢房里玩火柴棒。还有勒夫特沃，他们将被调查的犯人们运往这里接受审讯，尖叫声能传到几条街之外。但里奥明白，鲁布央卡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特殊地位，是处理那些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与间谍的地方。为什么此类囚犯会让所有人的内心都产生特殊的恐惧？尽管你很容易就可安慰自己，自己永远也不会盗窃、强奸或谋杀，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不会成为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或间谍，因为包括里奥在内，没有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这些罪行到底是什么。在刑法一百四十条当中，里奥只靠一条来引导自己，其中一条分项对政治犯的定义是从事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活动的人。

这句富有弹性的话如果加以延伸，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上至高级政党官员，下至芭蕾舞者、音乐家和退休的补鞋匠。就连那些在鲁布央卡围墙内工作的人员，那些让“恐怖”这台机器维持运转的人们，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尽力维持的体系终有一天也会将他们呑噬。

尽管里奥已进入室内，但仍然穿着户外服装，包括一双皮手套和一件羊毛长外套。他在瑟瑟发抖。当他站立不动时，地板似乎从一侧向另一侧晃动。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足足有几秒钟。他感觉自己快要倒下来了。他在两天内什么都没吃，但一想到食物，都会觉得恶心。即便如此，他还是固执地不愿意认为自己可能生病了，他当然是受了点风寒，可能也有点疲惫，但这些很快都会过去。在服用甲基苯丙胺之后，他需要的只不过就是睡眠。他根本就不需要休一天假。更不会在今天，在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接受审讯的日子。

严格来讲，审讯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国家安全部有这样一批专家，他们除了与嫌疑犯面谈之外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在牢房之间穿梭，用一种漠不关心与自命不凡的态度从招供中断章取义。他们就像大多数员工一样，一点小事就能让他们受到激励，比如如果嫌疑犯无条件地及时签字就能为他们带来业绩奖金或奖励。里奥对他们的工作方法略知一二。他个人并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审讯者似乎自成一个派系，都是团队工作，通常集合起来，利用各自独特的才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嫌疑犯进行“狂轰滥炸”。残忍冷酷、能说会道、解除警备，所有这些品质都缺一不可。在工作之外，这些男女审讯者一起吃饭，一起走路，一起说三道四，一起切磋工作方法。尽管他们看起来或多或少地像其他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里奥总是一眼就能辨别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许多极端行为都限制在地下室，他们在那里可以控制像热量和光线这样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里奥作为调查人员，大多数工作时间都是在楼上或户外度过。他很少来到地下室，对他来说，地下室是一个他不愿直视的世界，一个他宁愿踩在脚底下的世界。

稍微等了一会儿，有人叫里奥进去。他有点摇摇晃晃地走进库兹明少校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没有一样东西是随意摆放的：所有一切都经过极其精心的布置。墙壁由装框的黑白照片装饰，其中包括一张斯大林与库兹明握手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领导人七十岁寿辰当天。黑白照片四周是从不同年代搜集来的各种宣传海报，里奥根据年代范围推断，库兹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整肃运动以来就一直占据该职位，问题还不在这里。他还曾效力于情报机构。在一张海报上，一个胖嘟嘟的大白兔被关在笼子里。多吃兔肉！三个强大的红色人物拿着红色锤子砸向表情阴郁、胡子拉碴的人。打击懒惰的工人！三位笑容满面的女性朝一间工厂走去。由我们来托管你们的存款！最后一张海报中的“我们”不是指那三个笑容满面的女性，而是指国家储蓄账户。在另外一张海报当中，一名圆嘟嘟的男子穿着套装，戴着高帽，提着两个塞满钞票的袋子。资本家小丑！另外还有一些浓淡不匀的图片，内容都是关于码头、造船厂、铁路、面带微笑的工人、表情愤怒的工人以及一排排火车头，全部都是向列宁同志致敬。建设！这些海报定期轮流更换，库兹明对于炫耀自己的大量收藏颇为讲究。对于自己的藏书，库兹明同样用心。他的书架上摆放的都是恰如其分的书籍，而他自己那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几乎从未离开过他的书桌，正文内容从斯大林本人开始。即使废纸篓里的东西也是经过严格挑选。从级别最低的职员到高级官员，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你真正想要处理某事，你就应该学会巧妙回避，应在回家的路上谨慎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