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兹尼观光局（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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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迪亚回来了，我们杯中的白茶已经变凉，她依然还没提到圣彼得堡的眼科外科医生。
“跟你说个好消息。”她边说边伸手摸过地板，搜寻她的皮箱。她递给我两个录像带。“这两部是你想要的电影，是吧？”
我看看两个VHS的外壳。很不幸地，两部都是苏俄喜剧片。
“没错，这两部都是我想看的电影。”
“我还担心街上的小贩骗了我呢。”
“娜迪亚，眼科外科医生怎么说？”
她一语不发，沉默的时间足以把一个李子的皮剥得干干净净。
她眉头一沉，缓缓说道：“重建手术不是没有可能。”
我双手拍拍桌面，鼓起全副精神说声恭喜，脊骨却欲振乏力，直不起腰。如果娜迪亚再也不需要我，如果她搬到瑞典、在一个我永远看不到的客厅组装书架，那我该怎么办？这是个好消息，当然是的，娜迪亚却毫无喜悦之色。“怎么了？很多人等着动这种手术吗？”
“我不会动手术。”
“什么？为什么不会？”
“太贵了。”她依然面向桌子对面的空椅，以为我还坐在那里。“手术得花十一万五千元。”
十一万五千卢布。这是一笔大数目，但并非不可能。说不定必须花好多年积存，但是依然可行，就像是前往白俄罗斯度假。我已经开始构思如何从内政部捞钱。她补了一句：“十一万五千美金。”
我一颗心腾空飞跃，直坠肝胆深处。以三十一卢布兑换一美元的汇率，这个金额简直是天文数字。娜迪亚伸手拿皮包，掏出一个信封。
“我欠你的旅费。帮我数一数。”她说。一时之间，她那种信赖任何人的直觉，真是让人生气。盲人不是应该生性多疑吗？我难道不曾警告她、劝她小心、叫她不可以信赖任何人？但她偏偏变得更轻信、更愿意相信人们并非生来就是骗子和奸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收藏的录像带里多了一部《幸运先生》。（译注：Gentlemen of Fortune，一九七一年出品的经典喜剧片。）
“小钱，别挂在心上。”我说。
“我要还你钱。”
“如果你想当个烈士，你就走进森林里加入他们。”
“帮我数一数。”她坚持，语调正经、冷静、肃穆。“我攒下的残障补助金剩下一点钱，我不需要同情施舍。”
当然没有所谓的残障补助金。政府当然没有按月寄钱给她，也没有补助她这栋我隔壁的公寓。每月初一我送上门、装在内政部信封里的现金，全都出自我的口袋，每个月的房租也由我支付。
“赶快数一数吧。”她说。我们都知道这真是荒唐。但我在她身边坐下。我们的友情、爱情，或是天知道哪种感情，难不成果真出于情投意合，而不是各取所需？我很清楚这是痴心妄想，漫天大谎，而我扮演我的角色，维系这个错觉。我点数一张张每月初一我将装进内政部信封、递回她手中的钞票，点数之后，我们握手，好像已经达成交易、我们再也不亏欠彼此、没有尚待清还的债务、没有仍未完成的义务。
我躺在床上，手指轻抚她残余的秀发，指尖紧贴她的脸颊，慢慢滑动，试图解读一道道划过她的脸庞、有如点字般的伤疤，好像我们之中、瞎了眼的是我。我一只手顺着她的身体的曲线移动，轻轻滑过她隆起的左乳、微翘的臀骨，一直摸到她那圆润光滑、毫无疤痕、只在黑暗中示人的大腿。她翻身，滚向另一侧。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床上，你几乎忘了坠落的飞弹、崩塌的博物馆、远得不能再远的青天、有如冰块般在草间滚动的空心砖。寻获她之时，你手里握着那幅札哈洛夫的油画，她的脸孔被大火烧成两半，牙齿格格打颤。你几乎忘了你是怎么把她的脸颊捧在掌心、试图吹气帮她降温，你也几乎忘了你抱着她之时、她是怎么睁着支离破碎的双眼、搜寻你的踪迹。
你几乎忘了你已经警告她多少次提防恶人，好像他们是非我族类的怪兽，躲在她的门外，随时准备掠夺容易受到伤害的盲人。当她翻身离开你、拉过毯子盖住她的臀部，你几乎忘了自问：“我今天变成了什么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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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早上，我回到自己的公寓，看到一幅幅留置在地上的油画。阳光照在焦黑之处，呈现出奇特的美感，好像大火并未毁坏这一件件艺术品，反而让它们表达出残酷的现况。我拿起离我最近的一幅画，一位贵族委托画家绘制了这幅全家福，送给儿子当作结婚礼物。油画最上方的三分之一已被焚毁，贵族、贵族夫人、他的长子、新婚夫妻的头颅也被火舌吞噬，但是他们的躯体依然完好，依然身穿煤灰点点的马裤和衬裙，一只腊肠狗蹲在他们脚边，小狗胖嘟嘟，四只短腿几乎碰不到地，这幅油画意欲昭显家道永远兴旺，结果却只有这只腊肠狗完好无缺。
我把油画挂在墙上一根歪曲的铁钉上，退后几步，仔细瞧瞧，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竟然是我头一次挂上一幅现代画作，想来讶异。我把家具拖到厨房，把其余的油画一幅幅挂满整个客厅，最后剩下那幅经过修复的札哈洛夫。我考虑是否把它摆回衣柜里，让它置身黑暗之中，只供我个人独享，但我心中那股策展人的本能占了上风。我把札哈洛夫挂在墙上那个专属的角落。街童们早已偷走我最后一个招牌，我拿起另一块硬纸板草草书写，钉在门上：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
接下来必须解决警卫的问题。我把一张揉成一团的百元卢布大钞丢下楼梯，街童们就像桑札河中的鳟鱼，肚子饿到不可能不咬带饵的鱼钩。角落冒出一只小手，我伸手一抓，拉出一只瘦巴巴的手臂，钓到一个小孩。他疯狂扭动，大咬我的手腕，我拉着他用力摇晃，直到他终于屈服。我说我打算雇他担任博物馆的警卫。
他停止扭动，说不定惊吓过度，那张百元大钞躺在他的掌心，我合起他的手掌，他的指甲状似生锈，他的衬衫跟七拼八凑的煤灰一样单薄。
“强盗偷走了我门上的招牌。”我告诉他。“我每星期付你和你朋友们三百卢布，请你们帮忙看守。”
其后几星期，我带着每一个观光团到馆中参观。一团红十字会的代表。一团外国油商。一位重量级拳王。一位英国记者。只剩下这些了，一幅幅烧焦的油画发出嘶喊。你不能焚烧灰烬！你不能拆毁瓦砾！身为除了街童之外馆中唯一的员工，我拔擢自己，帮自己冠上一个早该冠上的头衔。我不再是副院长。从今天开始，我是“格罗兹尼乡土博物馆”的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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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新装的电话铃声大作，我接起电话，内政部长说声哈啰，听来郁闷。“我们百分之百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