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的心思(第7/8页)
礼拜开始,我参加赞美诗合唱,这首歌曲叫“你的牧羊人”,我们在学校也要把它背出来的。在吟唱其中一节歌时,我再一次发觉,竟然是在教堂里缓慢地歌唱,作为朗读和背诵就完全成了另一种样子。这样一首诗在朗读时是一个整体,由句子组成一个意思。在吟唱时它只由词组成,句子没有完成,意思也就不存在了,可是在这里得到的词是单个的、被吟唱的、长时间延伸的词,有一种特别坚强的独立的活力,对呀,常常只有单个音节,本身完全没有意思,意思在歌唱中被独立形成。例如今天在教堂歌唱的“你的牧羊人,他可能知道一点没有睡觉”的诗中根本没有内在关系和意思,人们既不想牧人也不想羊,人们什么都不想。但这首歌绝对不冗长乏味,个别的词,尤其“睡——”是那么奇特的完整又完美,人们完全陶醉于其中了,而“可能”听起来深奥莫测并难以理解,想到“胃”和神秘的、感情丰富的、不完全了解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体内消化真难。外加管风琴!
后来城市传教士进来说教,这样的说教总是那么费解而冗长,而人们在不可思议的倾听时往往长时间只听像钟声般回荡的说话声音的语调,然后再听既深刻又明确的个别词语连同它的意思,只要行,就得努力去照着它的意思办。但愿我可以在唱诗班中占一席位,代替所有的男人坐在廊台上。教堂音乐会召开时我已在唱诗班,当时人们深沉地坐在笨重的隔离的椅子上,每个人的椅子就是一座小而坚固的房屋,房屋上有特别诱人的、各种各样的、网状的拱顶,高高的墙上是用暖色描绘的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看着淡蓝色天空上耶稣基督穿的红蓝色长袍是如此精致,真令人高兴。
有时候,教堂里整排的椅子折断了,对此我极为反感。因为椅子是用一种单调的黄色清漆漆的,有人经常会粘上一点。有时候一只苍蝇对着其中的一扇窗户嗡嗡作响,窗户里面的尖形拱被画上了淡红色的花朵和绿色的星星。说教突然结束,我向前探出身子,看传教士在他的狭窄而昏暗的楼梯间消失。有人又唱了起来,深深地吸口气而且很响,还有人站起来,拥出去。我将随身带的五分钱硬币投进捐献罐里,罐子破锣似的声响和庄重的场合一点不协调,我随着人流出了大门,来到室外。
星期天最美好的时刻现在来到了,这是从教堂出来到吃午饭之间的两小时时间。这时有人会尽义务,有人坐了好长时间想活动一下,做游戏或外出办事,或渴望得到一本书。到中午的这段时间是完全自由的,一般情况下都有点好处。我满足于逛街回家,充满美好的思想和意念。世界是有秩序的,要尽量有秩序地生活。我心平气和地快步穿过门厅,走上楼梯。
我的小房间里阳光普照。我注意到了我的毛毛虫盒子,昨天我忽视了它们,现在发现了一些新的蛹,我给植物浇了新鲜的水。
这时门开了。
我没有立刻注意到。一分钟以后,我特别安静,我转过身,父亲站在这儿。他苍白无力,看上去很痛苦。我的问候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我以为:他知道了!他在这儿,审判开始。一点儿没变得好起来,没有赎罪,什么也没忘记!太阳变得苍白,星期天的早上到了萎靡不振的地步。
面对父亲我大失所望,我狡猾地凝视着他。我恨他,为什么他昨天不来?现在我一点儿也没准备,没有丁点准备就安静不下来,就没有负罪感。他要楼上五斗橱里的无花果干什么用?
他朝我的书橱走去,将手伸向书后面,掏出几只无花果来,那里还有少数几只。为此他带着不愉快的疑问注视着我,一声不吭。我无话可说,痛苦和固执扼住了我的咽喉。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终于开口。
“你这无花果是从哪里来的?”他用一种镇定的、轻轻的声音问,这种声音对我来说极其可恨。
我立刻开始述说。开始吹牛。我说,我这无花果是在一位糕点师傅那儿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花冠。钱是从何来的?钱来自一个储蓄银行,这个银行是我与一个朋友共有的,因为我们两个把所有的零钱都存放在里面。顺便说一下,这儿就是钱箱,我取出带有缝隙的盒子,里面现在还有十芬尼,因为我们昨天刚买了无花果。
我父亲带着一种安详的镇定的脸部表情听着,我一点儿都不相信他。
“无花果究竟花费多少钱?”他用极轻的声音问。
“一马克六十芬尼。”
“你在哪儿买的?”
“在一个制作糕点甜食的师傅那儿。”
“哪个师傅?”
“哈格师傅。”
停顿片刻,钱盒还在我冻僵的手指间。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寒冷的和冰冻的。
这时父亲用威胁的声音提问:“真的是这样吗?”
我又迅速地说:“真的,当然是真的,我的朋友韦贝尔在商店里,我只是陪陪他,钱主要是属于他韦贝尔的,我只有一点点。”
“拿好你的帽子,”父亲说,“我们一起上糕点师傅那儿去,我一定要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我想笑。这时寒冷已钻进我的心脏和胃。我走在前面,并在厅里拿起我的蓝色的帽子。父亲打开玻璃门,也拿了他的帽子。
“等一会儿!”我说,“我必须赶快出去一下。”
他点点头,我上了厕所,关上门,一个人还有片刻的安全。哦,但愿我现在已死去!
我呆了一分钟、两分钟,这一点儿也没帮助,死不了就要顶住,我开门出来。我们走下楼梯。
当我们刚刚走出家门,我忽然想到了什么好事,我赶快说:“今天可是星期天,哈格那儿不开门。”
这是一个希望,我足足等了两秒钟。父亲对我说:“那么我们到他的住处去,过来。”
我们走着,我把帽子推推正,手插在口袋里,并试图走在他旁边,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尽管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我,我好像是一个在押的罪犯,企图用许多技巧来加以隐瞒。我尽量平稳地呼吸,不让人看出我紧张的心情。为了佯装成自然和自信的样子,我力求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袜子还没滑下来,我就把它往上拉,并微笑着,我知道,这样的笑看上去非常傻,而且做作。在我的身体内部,在喉咙和心脏里坐着一个魔鬼,他正卡着我的脖子。
我们路过饭店、马掌匠、马车夫、铁路桥——那儿正是我昨天晚上与韦贝尔打架的地方,眼睛旁的裂口不是还疼着吗?我的天哪!我的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