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4/5页）

“天啊，我得再来一杯才能说下去。谢谢，将军。”克劳德揩揩眼睛，“怎么说呢，是我的私事。我在机场同你们分手后，回到别墅睡了一会。我让金一大早来与我会合，去接她家人。到了早上六点，六点过一刻，六点半，甚至七点了，还不见她人影。我的头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我把他敷衍了过去。七点一刻，七点半，都到了八点，金还是影都没有。头又打来电话，说：‘还不他妈快点赶到使馆来。大家都上了飞机。’去他妈的头，他也就是个匈牙利杂种而已。我拿起几支枪，开车穿过西贡，去找金。谁还管白天戒严，街上到处是人，人人跑东跑西，设法找路子逃出去。城里乱，城外倒是较静，生活也正常。我看到金的邻居挂出了共产分子的旗帜，就在前一周，同样这些人，挂的还是你们的旗呢。我问他们，金在哪。他们回答说，不知道那个美国佬婊子在哪。我恨不得当场崩了他们。想归想，当时街两旁的人一个个瞪着我，那里肯定有越共，我不能等着被抓，于是开车赶回别墅。到了十点钟，金还没来。我不能再等，坐在车里哭了。过去三十年，我没为哪个女孩哭过，可这次，妈的，我哭了。我开车直奔使馆，到了那里，发现根本进不去。前面说了，围着使馆有好几千人。学你的样，将军，我没拔车钥匙。某个共产杂碎不定这会儿正开着我的贝莱尔款雪佛兰开心呢。接下来，打仗似的，我在人堆里往前挤。抵死不让路给自己同胞的越南人，竟给我让出一条路来。没错，我是又推又搡又叫，他们很多也推我搡我冲我大叫。越近使馆，越难前进，即便这样，我还是靠近了使馆墙根，看到了站在墙上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也看到了人堆里的我。我知道，再靠近点，就获救了。我浑身是汗，衬衣也被扯烂，前面堵满了。他们不知道后边有个美国人，我拍他们肩，他们不回头。我只有对他们不客气了，拽头发、揪耳朵、薅衣领，连拖带拉杀出条路来。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起初，我还讲体面，不叫也不喊，但很快就大叫大喊起来：‘让我过去。我是美国人。他妈的。’谢天谢地，挤到了墙根，海军陆战队队员探身攥住我的手，把我拉上了墙。那一刻，我他妈差点又哭了。”克劳德喝完杯中残酒，咣地将杯子重重放到将军办公桌上。“我没这么狼狈过，不过，也他妈从来没因为是美国人这么开心过。”

将军给每人倒上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克劳德与我只是静静坐着。

“敬你，克劳德。”我向他举起酒杯，说道，“祝贺你。”

他举起酒杯，问道：“祝贺什么？”

“祝贺你现在终于明白，做越南人是什么感觉。”

他发出一声笑，短而苦涩。

“我刚才就这么想。”

美国无线广播电台播放的《白色圣诞》被定为西贡撤离进入最后阶段的信号。但是，就连这个安排也不是完全按计划实施。原因之一，定这首歌为信号，是最高机密，应该只有美国人及其盟友知晓，事实是，西贡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机密。至于第二个原因，克劳德说：“你猜发生了什么？电台音乐主持找不到这首歌的平·克劳斯贝版本。他翻箱倒柜地找磁带，不说也知道，找不到了。”“那怎么办？”将军问道。“最后找到了田纳西·尔尼·福特版磁带，就播放它了。”“那又是谁？”我问道。“我怎么知道？好在曲调歌词一样。”“这事情，”我说道，“也在意料之中。”克劳德点点头。“全乱套了，但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被提起。”

许多将军和政客，每晚临睡前都会用这句话做祷告。不过，比较而言，有些事才真叫乱。拿西贡最后撤离阶段的行动代号“频风”来说。取这个代号便预示撤离最后阶段会多么混乱。过去一年，我在思考，是否可以凭此起诉美国政府严重失职，至少起诉它文学造诣差劲，导致了严重过失。真不知道，军中哪个主（猪）脑，紧绷两瓣屁股，挤出这个行动代号？难道谁都没想过，“频风”可能教人联想到让日本突击队队员发疯的“神风”？难道谁都没想到，“频风”更有可能教一帮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想到放屁产生的效应吗？放屁可以引起连锁反应，所以才有了频率一说，这可是很有名的理论哩。或者，难道是我有眼无珠，不识这位军中主（猪）脑是一本正经的搞笑高手？说不定直戳我同胞痛处的《白色圣诞》也是此君之选。他不想想，我的同胞既不过圣诞节，也从未见“白色”圣诞节。难道这位不知姓名的搞笑者没预见到，美国直升机搅起的污浊气流，打在没能撤离的人的脸上，相等于冲他们的脸放了一个巨大的屁吗？是因为愚昧呢，还是为了讽刺？权衡再三，我还是选择后者，讽刺为美国人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这种解读也是事后唯一能补救的。或说这场战争是降到我们头上的天灾，或说这场战争是我们咎由自取，全看你个人立场。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唯一的问题是结束地不干不净，不像喜剧没什么牵挂，它仍让我们，尤其将军，耿耿于怀。这不，将军将话题转到了正事。

“你能来，我很高兴，克劳德。你来得正是时候。”

克劳德耸耸肩。“我的强项之一向来是‘来得正是时候’，将军。”

“正如撤离西贡前你告诫我的，我们遇到了问题。”

“哪方面问题？我没记错的话，我要您提防的可不止一个问题。”

“我们中出了内奸。有间谍。”

像要证实似的，俩人瞅着我，我紧张得胃一阵痉挛，但表面上，我不动声色。将军说出了一个名字，酒仙少校的名字，我的胃这才有所舒缓。“我不认识这个人。”克劳德说道。

“他是个普通男人，并不是出色军官。我们眼前这位年轻朋友做出的决定，带他来到美国。”

“您要还记得，将军，他——”

“那几乎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当时很累，才会犯了一个错误，让你来定撤离西贡人员名单。我不怪你，怪自己。现在，是改正错误的时候了。”

“您为什么认定他是间谍？”

“第一，他是中国人。第二，留在西贡的耳目告诉我，他家人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好。第三，他很胖。我一向不喜欢胖的男人。”

“不能因为他是中国人，就认定他是间谍，将军。”

“我可不是种族主义者，克劳德。不管手下人什么血统，比如我们身边这位年轻朋友，我一视同仁。但是，这个少校不同，他在西贡的家人现在过得那么好，令人怀疑。他们为什么过得好？是谁让他们旺？共党对我们军官及其家人可是了如指掌，其他军官的家人，在越南的，没有一个过得好，偏偏他家过得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