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7/8页）

“我认真地问你，”我对瓦西姆说，用手背抹去因为太激动而喷出的口水，“你怎么能向我保证你们不是把一个压迫变成另一个？一场军事占领换成另一个？”我持续敲击着桌子，“我们怎么能，作为一个民主的犹太少数民族，活在一个以穆斯林阿拉伯为多数民族的国家，同时确保像大屠杀那样的浩劫不会再次发——”

“哦，又是这个！”瓦西姆把手甩起来，转向泽布拉，“这让人该如何反驳呢？”他抱怨道。

“不，不，你不是打算要——”

“这确实是有问题，”他看着莫汉摩德，用手指在太阳穴处，“他们被洗脑的方式。”

这让我只得强压住自己的怒火：“洗脑？！”我提醒他以色列国是在600万犹太人被逐一屠杀后才建起来的，“是这样才建成的，所以我们——”

“建立在一个被放逐出这片土地的人的遗迹上——”

“所以，我们犹太人才能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

“和找到机会去造成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浩劫——”

那些三角形的摩洛哥灯罩——蓝色和红色——点亮了这间充满欢乐气氛的女士卫生间。墙上有燃着的蜡烛、镶着金边的镜子，白玫瑰的花瓣在水池里散开——像是在营造东方后宫神话中的私人女性浴室。

我终于从马桶盖上站了起来，打开隔间的门走出去，手在捋平自己的裙子时止不住地颤抖。我的双肩下垂，但这双我今天刚买的高跟鞋（我走进商店，试穿它们，一时兴起花了160美元把它们买下）让我觉得自己又高又挺拔。我蹒跚着靠近镜子：花了的睫毛膏和黑色眼线，通红的鼻子，乱七八糟的头发。在所有闪闪发光的装饰品散发的微弱亮光中，我的脸看起来拉得老长，又写满了挫败。

但是，我得振作起来。我使劲抽了下鼻子，晃了晃自己，用水冲洗了双手。那亮红色的指甲油——我在去沙龙做完头发之后还去修了指甲，这双优雅的鞋——它们现在都在嘲笑我。看着所有这些为给他们留个好印象、想要被他哥哥和朋友们喜欢而付出的努力，我向前倾，试着擦去我眼睛上那些油腻的灰色痕迹，还有我脸上和眼皮上因为发怒而形成的红痕。纸巾在我手中被揉成了一团，因为化妆品而变得脏兮兮。我还不是想向哈米展示一下自己的魅力？我希望他看到我在他们眼中是个美丽的女人，我希望他因为我而感到骄傲。我那么努力想变得讨人喜爱、变得可爱和有魅力，但最终变成了一个愤怒、固执和眼泪汪汪的耻辱。我用手指梳理了几下头发，试着挡住新涌上来的眼泪。我把纸巾扔进垃圾桶，又抓起另一张。

卫生间的门开了，一阵模糊的吵闹声也飘了进来，厨房里的人在清洗不锈钢餐具。

“莉雅特？”是泽布拉，她的眼神中满是担忧，在门口踟蹰着。“你还好吗？”她小心地问道。

我的目光垂到了地面，冲地板点了点头。“是的。”我用卷成一团的纸巾捂着嘴，“谢谢。”停下，停下，我对自己在太阳穴猛烈跳动的脉搏和咸咸的眼泪说。稳住你自己，别又这样。

“你确定？”

但这次是不同的眼泪：不是当我在瓦西姆演讲的中途站起来时爆发了的骄傲和愤怒的抽泣，也不是我在厌恶中拉开自己的椅子并冲向卫生间的那种不管不顾的抗议性的哭泣。此刻，这是不同的哭泣，平缓但依旧充满伤痛，在我身体里颤抖，冲击着我的肺。我想扑进泽布拉的怀抱，抵在她的脖子上抽泣，让紧绷着的自己放松下来，释放出所有对瓦西姆的愤怒，所有在我内心不断叠加的挫败感和羞耻感。多么可悲！我是怎么落到这般境地的？我还要因为哈米而流泪，为我对他的失望。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哥哥那样对我说话而不帮着我抵抗一下？我想要靠在泽布拉身上，卸下所有突然间将我打败了的悲伤——悲伤淹没了我，淹没了他们，淹没了这所有的该死的境况。

我用力地点头，努力保持着我仅剩的尊严和受了伤的骄傲，没有看她：“我没事。”

“好吧，那……”

她似乎要离开了，但她的脚步靠近了一些。“我想你也许需要这个，”她出乎我意料地说，把我的手提包放在大理石台子上，“但我看你已经把自己整理好了。”她的眼睛在与我的相遇时露出了笑意，我的眼神软化了下来。

“谢谢你，泽布拉。”

“你看上去还不错。”她向我保证。

“谢谢。”

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会有一个拥抱，我们会进入彼此的怀中，尝试着在女性友谊中团结为一体——我记起那些烤鸡和炸红薯。我想抓住她鼓励地拍拍我肩膀的手，我想要亲吻它，想要哭泣和谢谢她，但她的手已经从我身上移开了。

在特里贝卡的这个晚上之后，我没有再见到瓦西姆。他又在纽约和哈米一起待了六天，所以我也没有见到哈米，这是自我们三个月前相遇以来第一次哈米不在我身边。在他哥哥返回柏林之前，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在电话里聊天。

哈米说第一个晚上瓦西姆是在工作室的长沙发上度过的，接着就开始背痛，所以就和他一起睡了床。莫汉摩德住在切尔西的酒店里。他们一起在城市里散步，去了帝国大厦，还计划坐船去看自由女神像，但它已经关门了，所以他们搭乘渡轮去了斯塔滕岛。

那天晚上，我没有向哈米告别就离开了饭店。在泽布拉离开卫生间之后，我悄悄地溜走了，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哈米说泽布拉看见我离开了，但当他起身要去找我的时候，泽布拉说就让我走吧。

他们一直待到凌晨1:30，我让哈米告诉我之后发生了什么。在我带着眼泪离开那张桌子之后，瓦西姆说我被惯坏了，还很自恋、固执，迷恋着我那国家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就像每一个以色列人一样，他在柏林的学校里就遇见过我这个类型的。哈米还汇报说泽布拉跟瓦西姆说他攻击我攻击得过了头。

“你什么也没说？”

他没有回答。

“一个字也没有？”

“我说也许泽布拉是对的，而且他可能是——”

“也许？”

“我说了他对你有些粗鲁，好了吧？你希望我跟他说什么？”

我没有回答。

“他是我哥哥，Bazi。他是我的客人，我四年没见过他了。”

我们都沉默地坐着。

“瓦西姆有时会有点像个傻子或者笨蛋，但是他……”

“他是你哥哥。”

“是的。”

哈米在那顿晚餐之后的那天中午打来电话，还留了言。他听上去像是刚睡醒。他说他希望我平安到家了，然后，他停了一会儿等我来接电话，又说他晚上会再打来。我那天故意在图书馆工作到很晚，自己在外面吃了晚饭。当他第二天打来电话并问道“Bazi，你在吗”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答录机，听着他带着恳求的沉默，没有回答。晚上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封很短的邮件让他别再打电话来，让我一个人静静。“我们在他走了之后再谈。”我加上。他在隔天早上回信了，只有一个单词：Beseder（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