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的战争 我们是中立的（第3/4页）

“近期他们会和警察一起过来。”费尔哈特说，“我们没有获胜的可能。法西斯和警察不仅比我们的武装好，还比我们人多，媒体也站在他们一边。”

这是费尔哈特的“个人”观点。可当着别人的面，他说，“我们决不会让这些杂种孩子过来的！”他的行为犹如尽管没枪，也要立刻开枪一般。

“明天的报纸上不会说库尔泰佩发生了针对阿拉维派的屠杀。”费尔哈特说，“他们会写，有组织的造反被镇压了。共产党人自焚了。”

“既然结局那么糟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

“难道我们啥也不做就屈服投降吗？”

麦夫鲁特的脑子混乱了。他看见杜特泰佩的山脊和库尔泰佩都已经被住房、街道和墙壁填满。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八年时间里，很多一夜屋都加盖了楼层，原先用泥土建造的一些房屋被拆除，盖起了煤渣砖房甚至混凝土房，房子和商店的外墙都粉刷过，院子变绿树木长高，两座山头的山脊上都覆盖着香烟、可口可乐和肥皂的巨幅广告。有些广告晚上还用灯光照亮。

“让左派和右派的首领去下面的广场，在乌拉尔的面包坊那里勇敢地决斗。”麦夫鲁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取胜的那一方，也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遥遥相望的两个山头上，类似阵地工事的防御墙和勇士们的守卫，仿佛有出自古老神话的一面。

“如果有那样一场决斗，麦夫鲁特，你希望谁赢？”

“我支持社会主义者。”麦夫鲁特说，“我反对资本主义。”

“可是，日后咱们不是也要开店变成资本家吗？”费尔哈特笑着说。

“其实，我喜欢共产党对穷人的保护。”麦夫鲁特说，“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信真主呢？”

上午十点，当盘旋在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上空的黄色直升机再次出现时，两个山头上互为敌对的人群变得安静下来，部署在山头的所有人都能看见直升机透明机舱里戴着耳机的士兵。直升机一来，像两个山头上所有人一样，费尔哈特和麦夫鲁特也都感到了自豪。库尔泰佩的鸟瞰景象、山头上红黄色的镰刀铁锤旗帜、悬挂在房子之间的布质横幅、用围巾遮住脸冲着直升机喊口号的年轻人，完全就像报上那些反映恐怖和反抗的照片上的画面。

双方的枪战持续了一整天，没有人死，有几个人受伤，仅此而已。天黑之前，警察透过尖啸的扩音器宣布，两个山头实行宵禁。随后，又宣布要在库尔泰佩搜查枪支。手持武器的一些英雄留在了阵地，准备抵抗警察，但是手无寸铁的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回家了。

当爸爸卖了一整天酸奶，晚上平安回到家时，麦夫鲁特很是惊讶。父子俩坐在桌旁，聊着天喝小豆汤。

夜深时，库尔泰佩停电了。亮着大灯的装甲车犹如不怀好意的螃蟹在黑暗中笨拙地爬进了街区。装甲车的后面跟着手持警棍的武装警察，他们就像跟着战车的土耳其新军，一路小跑爬上坡，散入街区。随后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便是一片恼人的静谧。更晚一些时候，麦夫鲁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朝窗外望去，他看见了几个戴着面具的告密者，正在向便衣警察和士兵指出要突袭的人家。

早上响起了敲门声。两个长着土豆鼻子的士兵来搜查武器。麦夫鲁特的爸爸告诉他们说，这里是一个酸奶小贩的家，他们不关心政治，他满怀敬意地弯腰请他们进去，让他们坐在桌旁，给他们递上茶。尽管两个士兵都长着土豆样的鼻子，但并不是亲戚，一个是开塞利人，另一个是托卡特人。他们坐了半个小时，说到在这类悲哀的事件里，难免殃及无辜，开塞利体育足球俱乐部今年可能晋级甲级联赛。穆斯塔法还询问他们还有几个月退伍，他们的长官好不好，是不是有事没事就打他们。

他们喝茶时，库尔泰佩山头上的所有武器、左派书籍、海报、横幅全被收缴了。大多数大学生和参与事件的愤怒者被拘捕了。多数彻夜未眠的这群人，在大巴上就开始遭到殴打，随后又被更加认真地施以打脚板刑罚和电刑。等伤口长好，他们被剃光头发，和武器、海报、书籍摆在一起拍照，印在了报纸上。要求判处某些人死刑、某些人终身监禁的官司则持续了多年。某些人被监禁了十年，某些人五年，一两个人越狱，某些人被无罪释放。一些人则因为在监狱里参与造反和绝食，结果变成了瞎子或落下残疾。

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也关闭了。5月1日塔克西姆广场上三十五名左派的死亡使得政治气氛变得愈发紧张，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都有政治谋杀发生，所有这一切导致学校延迟开学，于是麦夫鲁特离课堂更远了。他在贴满政治标语的街上叫卖酸奶，晚上把大部分收入交给爸爸。学校开学后，他还是无心上学。他不仅是班级，也是后排年龄最大的学生了。

1977年6月发成绩单时，麦夫鲁特发现自己没能高中毕业。整个夏天他都是在忐忑和孤独的恐惧中度过的，因为费尔哈特和他家人要和一些阿拉维派家庭一起离开库尔泰佩。年初冬天的时候，政治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曾经幻想过从7月开始一起做点小贩生意。然而忙着做搬迁准备的费尔哈特，回到了阿拉维派的亲戚中，没了热情。7月中，麦夫鲁特回到村里。他和妈妈一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对妈妈说的“我让你结婚吧”充耳不闻。他还没有服兵役，也没有钱；结婚就意味着回乡。

夏末开学前，麦夫鲁特去了学校。炎热的9月早上，老旧的校舍昏暗、阴凉。他对“骨骸”说要求保留一年学籍。

“骨骸”对这个认识了八年的学生还是尊重的。“为什么要延后呢，咬紧牙关度过一年，你就可以毕业了。”他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慈爱说，“所有人都会帮你的，你是我们高中年龄最大的学生……”

“明年，我要去上大学预备班的补习课。”麦夫鲁特说，“今年我要打工凑学费，后年我再来把高中读完。”他在回伊斯坦布尔的列车上逐字思忖了这个剧本。“这是可能的。”

“可能是有的，但那时你就二十二岁了。”没心没肺的官僚“骨骸”说，“这所高中的历史上还没有谁是二十二岁毕业的。”他看见了麦夫鲁特脸上的表情，“好吧……我给你保留一年学籍，只是你需要去区卫生局拿一份报告回来。”

麦夫鲁特甚至没问是什么报告。刚走到操场，他就彻底明白了，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八年前他第一次走进的高中楼。而他的理智则在告诫自己，不要对学校的气息心存半点留恋。这其中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放的奶粉气味；废弃的储煤仓库气味；初中时看见那扇门都害怕、高中时却和一帮人在里面讨烟抽的地下室厕所气味。他甚至没有转身朝老师办公室和图书馆的门瞅一眼就下了楼。“我本来就毕不了业，为什么还要来！”最后几次来学校时每次他都这么想过。最后一次经过阿塔图尔克塑像时，“如果真想，我是可以毕业的。”他自言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