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擦去城市的灰尘 我的真主，哪来的这么些脏东西啊？（第3/4页）

幸福餐馆，有四扇面向阿塔图尔克大街的窗户（每扇窗都拉着窗纱）。餐馆是一家拥有众多热情顾客（中午是一些不喝酒、吃家常菜的工匠，晚上是一些有节制喝拉克酒的男人）的成熟企业，因此要遵守老板的这个宪法规定也并非易事……我坐在款台时，也就是即便中午，都会忙得不可开交，有时我都来不及记录服务员手上的蔬菜鸡块、橄榄油芹菜根、蚕豆泥、烤鲣鱼，都送去了几号桌。那种时候，要么像老板命令的那样，服务员在我面前排起队，等着让我记录；（着急的顾客喊道“菜凉了”，）要么推迟一分钟来执行老板的命令，服务员先把菜送给顾客，等我松快时回来提醒我，“费尔哈特大哥，十七桌一份辣椒塞肉末米饭，一份春卷，十六桌两份鸡胸肉。”这个办法不能解决排队问题，只是推迟了排队，也就是说，服务员开始把他们送给顾客的菜品，挨个其实是同时报出来让我记录，“六号桌一份沙拉，八号桌两份酸奶黄瓜粒。”有的服务员端着菜边走边报，记录的人无法听清他们所说的一切，因此有时会记错，有时像我做的那样随便编一个，有时就只好忽略不计了，就像我对待电视里听不懂的课程那样。服务员们知道，如果账单上的钱数低了，他们将得到更多的小费，因此他们从不抱怨被遗忘的那些菜品。而老板，不是因为损失了钱，而是不愿和顾客纠缠，有的顾客说，“我们没要两份，只要了一份酥炸贻贝。”因此他要求实施他定的规则。

晚餐时，我做服务员不看款台，因此我知道用心不良的服务员的所有诡计，中午我看款台时会注意这些。晚上，我也会不时采用一种最方便、精明的方法多挣小费，那就是给顾客上一份半的菜品，比如六个肉丸，账单上却只写一份，我将此讨好地告知可以信任的顾客，以此赚得更多小费。幸福餐馆里所有的小费都要放进同一个盒子里，为了名义上的公平分配（老板首先要拿一份），但没有一个服务员，会把拿到的所有小费全部放进那个盒子里，他们会在裤子和白色制服的一个口袋里，藏下一部分收来的小费。但这个问题不会导致任何指责和争吵，因为被逮到的人将被开除，也因为所有人都在那么做，因此没有一个服务员会去管别人的口袋。

晚上我照看入口处的几张桌子，另外一项工作就是为坐在款台上的老板当副手。这不是领班，而是一种代表老板的总督察职务。“你去看看，四号桌要的砂锅菜好了没有，他们一直在催。”老板说。尽管四号桌的服务员是居米什哈内人·哈迪，但我走去厨房，看见厨师在烤肉的烟雾中慢条斯理地烹饪后，我回到四号桌，用可爱的表情微笑着告诉他们砂锅菜马上就好。如果我可以问一个问题，我就问要嫩一些，还是老一些，要放蒜，还是不要。没问题可问的话，我就问他们喜欢哪支球队，加入他们关于足球的聊天，我说我们的球队被算计了，裁判被收买了，周日那场球赛里没判给我们点球。

像往常一样，愚蠢的哈迪不时因为送错菜或上菜晚而让顾客造反，那时我就赶去调解，我不管下单的真正主人是谁，随手拿起厨房里的一大盘炸土豆条，或是在热油里吱吱作响的一大砂锅虾仁，作为餐馆的礼物，送到顾客面前。有时，我拿着一大份没有主人的混合烤肉，在没有点单的情况下，认真地用一种仪式（特意说“烤肉终于来了”），放到一群醉鬼的桌上，随后写进账单里。忘乎所以地聊着足球、政治和高物价的醉鬼们对此是不会有异议的。夜深后，遇到打架的，我去劝架；遇到异口同声唱歌让餐馆淹没在噪音里的，我去让他们安静下来；发生“开窗、关窗，开电视、关电视”的争吵时，我去化解矛盾；发现没把桌上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倒掉的传菜员，我责备他们；看见服务员和洗碗工躲在厨房、走廊、门口和后仓库里抽烟，我用眼神打发他们回自己的岗位。

有时，周围律师和建筑师事务所的老板们带着女人请员工们吃午饭，或者戴头巾的母亲想让她调皮捣蛋的儿子们吃肉丸、喝阿伊兰，我们就让他们坐在门边为家庭保留的几张桌上。我们的老板在墙上挂着三张阿塔图尔克的画像，阿塔图尔克全都穿着便装，一张微笑着，两张带着犀利的眼神。老板的最大野心，就是女顾客光顾幸福餐馆，特别是在喝拉克酒的晚餐时间里，一个女人能够安心地和男人们坐在一起，满意地度过一个没有评头论足和争吵的夜晚，并再次光临。这在老板的眼里是一件大事，可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第二个愿望，在餐馆有争议的历史上，从未实现过。但凡来了一个女顾客，第二天老板一定会恼怒地模仿餐馆里其他男人如何像“看火车的公牛”那样看她的丑态。他要求我们服务员能在这样一个女顾客再次光临时不要慌乱地一拥而上；要求我们见怪不怪，礼貌地去警告其他桌上那些脏话连篇、大声说话的男人；要求我们让女顾客远离公牛们令人厌恶的目光。最难实施的就是老板的最后这道命令。

夜深后，遇到最后一拨醉醺醺的顾客怎么也不肯离去时，老板就对我说“你快走吧，你家住得远”。回家的路上，我带着自责和思念想到萨米哈，认定让她去做女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早上我起床时，她早就出门了，我为自己同意她去打工而感到后悔和痛苦，我咒骂自己的贫穷。下午，合住一个单身宿舍的三个洗碗工和传菜员说笑着择四季豆、削土豆皮时，我坐在角落里的桌子上，打开面前的电视机，全神贯注地努力领会土耳其广播电视协会TRT播放的远程会计课程。有时，课是听懂了，可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做随信寄来的作业。我站起身，梦游般地走出幸福餐馆，绝望并愤怒地走在塔什勒塔尔拉的街上，幻想着就像电影里那样，用武力劫持一辆出租车，不管她干活的人家在希什利的什么地方，去找到萨米哈，和她私奔到城市另外一个边远街区里的我们的新家。这个新家，在我的脑海里，总是和我幻想中想盖的房子混在一起。我幻想着用攒下的钱，在我们从后窗看见的那块发出磷光的地皮上，盖一个四扇门、十二个房间的房子。或者，下午五点钟，穿上漂亮的服务员制服，开始上班前，从洗碗工到领班，幸福餐馆的所有员工，坐在最后一排长桌上，围着摆放在桌子中央的大锅，喝着加了肉丁和土豆丁的蔬菜汤，吃着新鲜面包的时候，我不禁想到，明明可以在市中心自己创业，却偏偏要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耗费生命，我悔恨地感到这种耗费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