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阶级（第4/9页）

坐在他那套过时的现代主义风格公寓里，马立克只顾哀哀诉说着。最近这阵子，他心灰意冷，实在提不起劲来把屋子好好收拾整理一下。整个公寓乱糟糟的：横七竖八的书架、四处摆放的陶艺品、堆满杂物的咖啡桌。访客稀落，把屋子收拾得再整齐，给谁看呀？就像一个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女孩，花了一番工夫细心打扮，准备出门。时髦的家具就如同时髦的衣裳：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赞赏，只会让你感到更加悲伤。凌乱的咖啡桌上摆放着一张镶在镀金框子里的巨大照片。照片中的女孩是白种人，长得很漂亮，一头褐发披肩，脸颊两旁的颧骨高高凸起。我没问他这女孩是谁，但马立克后来主动告诉我，这女孩早已经死了——多年前，在北欧家乡。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录音机播放马立克在欧洲留学时录下的歌曲（天哪，这些歌曲连我都觉得古老）。就这样，我们坐在孟买城中一套公寓里。周遭环绕着一个又一个光影迷离的街道，底下闪烁着弧形的滨海大道灯光。就这样，我们坐在中央摆放着北欧姑娘遗照的客厅，一面聆听那一首又一首哀伤而古老的歌谣，一面翻看那几本不知被人翻了多少次的相簿：披着大衣的马立克、马立克和朋友们、马立克和那个女孩。照片的背景不外乎是白雪皑皑或松树丛生的高山，再不然就是露天咖啡座。马立克和马贺楚哥俩，一个月入一千两百卢比，一个月入六百卢比，这会儿聚在一块，相濡以沫（书架上摆着几部易卜生原文剧作），暂且忘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耻辱，暂且沉湎在回忆里：遥想当年，在北欧留学，身为一个男人和学生就已经足够被社会接受，而身为印度人，更为他们的身份增添些许神秘的魅力和光彩。

十三四岁那年，吉凡离开家乡的村子，到孟买找出路。在这座大城市，他举目无亲，晚上只好在人行道上打地铺。好不容易，他终于在法特区一家印刷厂找到工作，月薪五十卢比。他没找房子，晚上依旧睡在人行道上。根据孟买的习俗，你只要在人行道上同一个地方一连睡几天，这个地盘就归你所有，别人不得侵占。吉凡能读能写，天资聪颖，待人殷勤。在孟买混了几个月后，他就开始帮他那间印刷厂承印的一家杂志拉广告。老板一再给他加薪。这小子如果好好干下去，厂长的位子早晚是他的。突然有一天，他跑进老板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辞呈。

“我总是留不住好员工！唉，这是我的命，”老板说，“我苦心栽培他们，训练他们。把本领学到手，他们就离开我了。你找到什么样的新工作啊？”

“老板，我还没找到新工作。我想请你老人家帮我找找看，可不可以呢？”

“啊！原来你要求我给你加薪。”

“您误会了，老板。我不是来向您要钱。这阵子每天骑着脚踏车在街上跑，我觉得有点累，而且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我希望拥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只要能在办公室工作，薪水少一些也不打紧。老板，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

吉凡已经拿定主义。老板心肠很好，二话不说，就把这个得力助手推荐给另一家公司。晋升为办公室职员的吉凡，工作十分勤快，对老板忠心耿耿，一如当初他在印刷厂工作时那样。老板十分器重他，没多久，就把整个公司交给他管理和经营。吉凡省吃俭用，存下八千卢比，相当于约六百英镑。他利用这笔钱购买了一部出租车，以每天二十卢比的租金（马贺楚一天的薪水）把它租给别人开。他继续在公司工作，但他依旧睡在人行道上。吉凡那年二十五岁。

华桑特在孟买一座贫民窟长大。小小年纪，他就离开学校，出外找工作。一大早他就跑到孟买市证券交易所周围徘徊逡巡。厮混久了，所里的交易员都认得他，隔三岔五差遣他到外面去办点事，帮他们跑跑腿。华桑特渐渐地变成了交易员们专用的信差，替他们送电报。一天，一位交易员把一封电报交给华桑特，要他拿到电信局拍发，但没给他钱。“没关系，”交易员告诉华桑特，“月底他们会跟我结账，把账单寄给我。”就这样，华桑特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商业机密：如果你每个月拍发的电报超过一定的数量，电信局就会让你赊账。于是他灵机一动，向证券交易员们提议：每天，他到交易员办公室收取电报，拿到电信局拍发，月底结账。他只收些许服务费，但集腋成裘，没多久他就存了一笔小钱，甚至可以租下一个小房间，充当电报收发室。收进来的每一封交易员电报，他都仔细看过一遍。没多久，他对证券市场的运作就了如指掌。他开始进场买卖股票，着实赚了一笔钱，变成一个富翁。如今他年纪大了，在孟买商界也有了一点地位，他在高级商圈拥有一间装潢颇为高雅的办公室，雇用了一个接待员、许多秘书和职员，但这只是充门面而已。重要的工作，他都拿到那间狭小拥挤的电报收发室去做，因为在别的地方，他实在没办法静下心来思考。当初过穷日子时，华桑特白天从不进食，发迹后，他依旧保持这个习惯。白天吃东西，会让他觉得昏昏欲睡，提不起劲来做任何事情。

在印度，制作皮革的工人是最低贱最肮脏的一种人。因此，在阶级意识十分强烈的印度半岛南端，发现有两位出身婆罗门阶级的兄弟，竟然从事这一行，心里难免会感到非常诧异。他们的工厂规模不大，却也自给自足：住家、工作坊和占地四英亩的菜园。兄弟俩，一个身材比较高瘦，身体强健，成天在城中各处奔走拉生意，争取订单，他的眼光十分敏锐，对外国皮革制品（公文包、日记簿封面和照相机皮套）的最新型款和设计都了如指掌。另一位兄弟身材比较肥胖，个性沉稳，负责管理工厂，监督工人干活。兄弟俩感到最得意的，是时不时就会有一位顾客对他们说：“这真的是你们自己做的吗？看起来像进口的。我敢打赌这肯定是美国货。”每次听到这种赞美，兄弟两个就会乐得一个劲儿扭动身子，哧哧笑个不住。对于“劳资关系”（这是那位身材比较高瘦，星期天早晨会穿着汗衫和卡其色短裤的兄弟的用语），他们两人的看法倒是很开通进步的。“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工作。我不能做这种工作。我也不能让我的儿女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必须想法子，让工人们开心。”从街上捡来的一个“流浪儿”，刚开始在皮革工厂干活，日薪一卢比，干到十四五岁，薪水调高到每天四个卢比；制作皮革的师傅，月薪一百二十卢比，外加一笔年终奖金，约莫两百四十卢比。“对！”另一位兄弟接着说，“你必须想法子让他们开心。”这家工厂生产的皮件全都是手工制造的。为此，兄弟俩感到颇为自豪，但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却是创建一座以他们的姓氏为名的“工业园”。他们出身一个贫穷家庭。刚开始时，他们制作信封。今天，他们的工厂除了生产皮件，也制造信封。在工厂一个角落，一个男孩站在堆集得十分整齐的一沓信封纸上头。一位师傅挥舞着一把宽刃大刀，把男孩脚趾旁的纸张剁成一块块。其他男孩蹲在另一个角落，把依照规定样式切割好的纸张，折成一个个信封。这两位兄弟的身家财产，总值七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