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寄身喧嚣（第7/17页）
当孩子们询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他总是抱怨自己消化不良；有时候他整个下午都在睡觉。他也的确消化不良；他吃的麦克林恩牌胃药冲剂数量持续见长，他沉默，他不停地口渴，这些症状使得莎玛羞愧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于是孩子们总是发现他们在波各迪斯很孤单。只有塔拉欢迎他们，但是她因为关节炎腿脚不便。在这座高大的设施齐全的空荡荡的房子里，他们只能感觉到阿扎德和他的侄子们之间的敌意。任何事情都可能引起争端：“伊拉克”的发音，有关别克汽车优点的谈话。随着争吵越来越频繁，争吵的过程也越来越短，但是争吵变得如此激烈和下流，似乎叔侄之间再不可能说话了。然而不一会儿，阿扎德就会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手上拿着报纸，他们又开始正常地交谈，有时候甚至还有欢声笑语。阿扎德离不开他的侄子们，他们也离不开他。阿扎德需要他的侄子们帮他生意的忙，因为他不信任外人；他更需要他们在家里的陪伴，因为他害怕孤独。而杰格戴德和拉比戴德没钱也毫无所长，除了阿扎德的庇护也没有地位，还拖着一大家子不能公开的家人，他们知道只要阿扎德还在世，他们就不得不依靠他。那个喜欢暴露优美体形的拉比戴德似乎时刻都会咆哮。杰格戴德刚才还在嘿嘿地欢笑，顷刻就会尖叫和哭泣。只要在阿扎德面前，他总是几近歇斯底里：这从他那小小的、眼神游移不定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他热情洋溢的举止掩饰了这一点。
孩子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这最终让他们感到耻辱。
为了响应《卫报》童子联盟的胡安内塔阿姨的号召，阿南德手持一张蓝色的卡片到处为波兰难民儿童募捐。老师、学校看守人、店主，甚至W.C.塔特尔都给了他捐助。西班牙港乳品店的收银员给了他六分钱，祝贺他小小年纪就做好事。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阿扎德家的后阳台上，当他给阿扎德朗读了一篇关于呼吸的重要文章之后，他给阿扎德看那张蓝色卡片，并请他捐钱。
阿扎德皱起眉头，看上去很不高兴。
“你们家真是奇怪，”阿扎德说，“爸爸给穷人募捐。你给波兰难民募捐。谁给你们募捐呢？”
从那之后，阿南德过了很久才再去阿扎德家。他不再为波兰难民募捐，他撕毁了那张卡片。募捐来的钱渐渐被他花光了，有好几个月，他都害怕胡安内塔阿姨会找他要钱。而每天下午面对乳品店的那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这些星期天早晨的短途旅行、早晨的虚情假意、下午和傍晚的忧伤逐渐减少，毕司沃斯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
为了对抗W.C.塔特尔的留声机，琴塔和格温德开始唱一系列的《罗摩衍那》的歌曲。琴塔多年以前就开始学习《罗摩衍那》，那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还在绿谷，现在她已经完成了这学习；她唱得非常好。格温德则唱得没有那么流畅，他一半在哀号，一半在咕噜，通常是按照习惯趴着唱歌。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忍受双方较劲的歌声，有时候歌声会持续一个晚上。他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穿着背心短裤冲到里面的房间里，拍打格温德房间的隔板，再拍打W.C.塔特尔房间的隔板。
塔特尔一家从来没有反应。琴塔唱得越发起劲。格温德有时候在唱对句时轻笑几声，把这当成他歌唱的一部分：《罗摩衍那》的歌手可以随意在唱对句时补充进自己的感情。但是有时候他会中止唱歌，对着隔板破口大骂。毕司沃斯先生也回骂，这时候，莎玛就不得不跑到楼上制止毕司沃斯先生。
格温德成了房子里人人避让的瘟神。也许因为开出租车时长时间背对着他的顾客，他变成了一个厌恶与人交往的人，他的三件套西装似乎禁锢了他所有残余的热心和忠诚，让他变得暴戾而乖僻。他的外表也因此起了相应的变化。他那张英俊的脸变得粗俗而捉摸不定；而自从他开出租车以后，他的身体失去了以前的结实劲儿，变得松垮肥胖，似乎只有穿上背心才能让他挺直身子，才能支撑他虚胖的肉体。他举止古怪而且阴晴不定。他和琴塔演唱的《罗摩衍那》几乎让所有的人都吃惊不小，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几次暴行，人们也许还会觉得这歌唱颇为有趣。他有很多天对谁都不理不睬；随后，在没有任何人招惹的情况下，他开始紧追着某个人不放，并做出恫吓的笑容。他侮辱莎玛和孩子们；莎玛意识到毕司沃斯先生那像吊床一样松垮的肌肉根本不是格温德的对手，只有忍气吞声。他还出其不意地攻击柏丝黛的寄宿者，一直恐吓他们。请求琴塔干涉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格温德引发的恐惧正是她引为骄傲的。琴塔把格温德痛打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告诉了她的孩子们，孩子们又把这个故事说给寄宿者听，让他们惊恐万状。
楼上，格温德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的争吵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楼下他们的孩子们之间的争吵。
有一次，赛薇说：“我奇怪爸爸怎么不买座房子。”
格温德最大的女儿说：“要是有些人凭嘴说就能挣钱，那他们该住在天堂里了。”
“有些人就只有嘴和肚子。”
“有些人至少还有个肚子。别的人什么都没有。”
赛薇对于自己败下阵来相当气恼。只要楼上的争吵结束，她就跑到里面的房间，躺在四柱大床上。既不愿意再让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伤害她的父亲，她无法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而他是唯一能安慰她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W.C.塔特尔成了一个有用的同盟。他的力气和格温德不相上下（虽然格温德的孩子们拒绝承认这一点），而他们一直就车库的问题争吵不休。同时，W.C.塔特尔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的共同点也有助于他们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入赘到图尔斯家之后，不啻是和一群野蛮人为伍。W.C.塔特尔自认为是特立尼达婆罗门最后的捍卫者之一，同时他还认为自己能够温文尔雅地欣赏西方文化的优秀产物：西方文学，西方音乐，还有西方艺术。他从不和人恶语相向，只是抽动他那长着长鼻毛的鼻孔，用沉默的轻蔑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实际上，除了留声机带来的不快之外，毕司沃斯先生和W.C.塔特尔之间只是一种攀比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为米娜打破了那座裸女雕像举着火把的胳膊和莎玛购买了一个玻璃橱柜而产生的。在置办家什上，毕司沃斯先生处于下风。自从弄回那个玻璃橱柜（橱柜上破裂的门没有修复，底层的架子上摆满了教科书和报纸）和那个感激的穷工匠制作的餐桌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再没有余地购置新的家具。W.C.塔特尔则还有整个前阳台：他买了两把莫里斯摇椅，一盏台灯，一张可以折叠的书桌，还有一个玻璃滑门的书架。毕司沃斯先生因为第一个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卫报》的童子联盟而略占优势，但是他模仿W.C.塔特尔穿卡其布短裤又抵消了这一优势。W.C.塔特尔的短裤是合乎体统的短裤，而且他穿短裤也很好看。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这样的体形，他的卡其布短裤是莎玛根据自己的判断用他的长卡其布裤子截短后做的，用她的缝纫机给裤子上了一条曲里拐弯的白色棉布条。更让毕司沃斯先生受挫的，是塔特尔家的孩子透露他们的爸爸购买了人身保险。“你们也想要吗？”毕司沃斯先生对米娜和坎姆拉说，“如果我开始每个月都付保险的话，你以为我还能养活你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