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第3/5页）

“有人告诉我，干这种事不好。”

“真的吗？”我说。

我没再说什么，挪开一点地方，躺在床边睡着了。

又发生了一段插曲，但是很难讲清楚。米歇尔通过一家房产公司，在郊区离帕特尼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所很好的房屋。那里还有一座花园，与其他花园相比显得不那么庸俗。这所房屋还有一段故事。最后住在这里的是相依为命的姐妹俩。妹妹瘫痪了。姐姐出于同情，最终结束了病中的妹妹的生命，就像几年以后露易丝·富勒格尔的好心丈夫在马斯特里赫特所做的那样。这个疼爱妹妹的谋杀犯在不太为人所知的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她可能还在这家精神病院里。故事是悄悄流传的，这可能是他用优惠价租下来的原因。在房屋不多的当时，这个优惠价是绝无仅有的。米歇尔和我几乎不大住在那里：连续两年的夏季天气晴好，我们差不多全天在附近的露天场所度过。那周围有几百公顷草地，还生长着蕨类植物。里士满公园里长满了古老的橡树，还有成群的鹿和松鼠，与游人亲切相处。晚上，米歇尔喜欢郊区的一家小旅馆。那里的茶点丰盛。或为了公平起见，又到城里，随便在一家里昂饭馆吃两个荷包蛋，而不喜欢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帕特尼。

难民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米歇尔-约瑟夫从部队回来以后，在比利时驻伦敦的一个检查站找到了工作。他对检查工作似乎感到满意。女厨子多罗泰因为自己的手艺无用武之地而感到苦恼，用茶壶喝黑米烈性啤酒，聊以浇愁。用茶壶喝啤酒被认为比用啤酒杯喝更体面。脾气暴躁的卡米伊自以为不用再受米歇尔-约瑟夫的使唤，便把他吩咐她擦鞋油的皮鞋扔出窗外。脸色阴沉的小姐受到了夫人的无礼对待，又没有情人相伴，因为她的相貌不讨人喜欢。在那段时间里，由于潜艇战还没构成多大危险，约兰德去荷兰找亲人去了。X表兄在一家摄影厅找到了工作。

摄影厅在布赖顿，是海岸边的一个家族集团开办的。他第二天就上班去了。我住在三楼，离保姆的房间不远。二楼住着我父亲和我哥哥，还有一间用于我上课的办公室兼书房。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个夹层，浴室和表兄的房间都在那里。晚上十点钟，我还站在窗前欣赏花园的夜色。表兄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他披着厚毛巾浴衣，一副一贯滑稽可笑而又神秘的样子。他轻轻地关上门，走到我跟前，捋着我的头发，把我的钉着领扣的长袖儿童睡衣脱下，任睡衣滑落到地上，将我领到镜子前，用嘴吻我，用手抚摩我，意思是告诉我，我很漂亮。他还让我用手轻轻地摸着他的厚毛巾浴衣，猜测着一个男人的身体是什么形状。过了一会，他站起来（他本来是跪着的），同样滑稽可笑地走了出去。我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既没感到惊慌，也没觉得受到触犯，更没受到粗暴对待和伤害。如果说我在此讲述这一段人们很容易避而不谈的小事，是为了驳斥现今还存在的这种说法：一个成年人与一个接近或达到青春期的孩子的任何接触，哪怕轻微地一蹭，都会引起歇斯底里般的疯狂。暴力、虐待狂（甚至与性欲没有直接明显的关系）和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生命的肉欲，都是可怕的，还经常可能违背或危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成年人还会屡遭诬告，以至毁灭了自己的性命。相反，对肉体享乐的引导从某些方面来讲并不总是有害无益的；有时甚至是争取了时间。说我漂亮，我很高兴，而且我的已经可以称为乳房的胸部微微隆起，因此我感到激动，同时也因为略懂得一个男人是什么样子而感到愉快。就这样，我入睡了。如果说我的麻木的肉欲未被唤起，或者说几乎未被唤起，可能因为我对什么是快感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但对我来说，这已经与美的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了：美与希腊雕像平滑的上半身、达·芬奇的巴克斯的金黄色皮肤和躺在披巾上的年轻的俄国舞蹈家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离这些都很远：X表兄不漂亮。

现在让我们把开向英国的窗子开得更大一些。我经常来英国，但这一次是不情愿的，而且长达十四个月，是我在英国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我每次来英国，都觉得发现了一个祖国。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让人本能地感到舒心自如的国家。没有钱，但这种贫困让人有一种新鲜感，让我更早地走进了这个大都市的深处。我们不大离开这个城市，最多去距离市区最近的地方游玩。一个夏日的上午，我们去了格林尼治，看过温莎宫，而最经常去的地方是汉普顿宫，游逛美丽的花园，欣赏头身残缺不全的雕像。

后来，我非常喜欢英国农村，但由于当时没什么钱，无法深入乡间。然而，在公共汽车站排队倒是一种乐趣。博物馆里可以遮雨避寒。大英博物馆的额尔金大理石雕像成了我们的文静的伙伴；泰特美术馆里透纳的作品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对世界的看法；把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比，尽管不能达到力量的平衡，但使我对佛教思想产生了兴趣，我以后将努力去吸取这种思想。威斯敏斯特教堂像一片森林，各个年代的事件犹如不同的树种难以分辨；这里的死者卧像就像棋子，尽管数目不足一盘棋，但还有其他相似的棋子，所以棋还会继续下下去。法国的历史似乎被所经历的冲击弄得支离破碎；克伦威尔也像我们的宗教战争一样带来了破坏；都铎王朝的玛丽和伊丽莎白杀的人可能更多，但英国的创伤很好地愈合了。查理十世时代似乎与梯也尔或密特朗时代没有什么联系；相反，这种犹如伦敦大街上一般的混乱局面似乎证明，一种秩序如果太空泛太复杂，是不易被感觉到的。米歇尔爱买东西的习惯难以改变。他给我买了一套英国钱币，有耸肩缩颈的乔治硬币、镶嵌着幽灵般的金雀花王朝的薄如指甲的银币。我拿在手里的是已经不再流通的六便士硬币。伦敦也像巴黎一样是向世界开放的城市：梅斯脱维奇雕塑展使我对斯拉夫叙事诗产生了兴致，我几十年以后创作了两首诗，都收在《东方故事集》里。马尔科·克拉列维奇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是成年男子力量的象征；那些紧抱着死人痛哭的科索沃寡妇低声告诉我，悲痛也是一种快感。在无法出门的日子里，二楼藏书丰富的小图书室给我提供了阅读的书籍。战争与流亡并没有给米歇尔带来更大的耐心：有一天，他将罗欧集子中一部双语的《马可-奥勒留》扔到了窗外。这本书，我还不能准确地从希腊文翻译出来，也不能用英文朗诵。不幸的姐妹们曾经将一些名著乱七八糟地堆在现在满是尘土的书柜里，有莎士比亚全集、十七世纪玄学诗人的诗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令人讨厌的历史学家及豪放浪漫派的著作，也有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及缪塞的喜剧。这个文学宝库使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看见我抱着书回到房间，向我投来讥讽的目光，埋怨我为什么不把时间用来做针线活儿，就如同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看见我聚精会神地遥望着大海时说我为什么不玩玩具娃娃一样。每一次用餐的时候，米歇尔父子之间必然在餐桌上对骂一番。有一次，他们竟然动了手，扭打在一起，滚倒在地上。这时，女人们便唧唧喳喳地相劝一番，他们才停止打骂。米歇尔-约瑟夫两眼通红，噙着泪水，为自己的举动道歉。根据道德规训，他是不准打骂父亲的。但他们并没有实现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