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第4/5页）

我已给出了他们父子的失和的原由。我所以重提此事，是不想让读者去重翻先前的一本书，也是为了尽量说明理智与正义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尽管我有所偏爱。米歇尔-约瑟夫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是易动肝火的父母的忽视；米歇尔严厉地埋怨——这种埋怨是家常便饭——他对母亲的惨死太无动于衷，但父亲没有看出，母亲的死对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来说不仅是无法忍受的，而且也是不可理解的；米歇尔-约瑟夫对于因为我的出生而将遗产“一分为二”耿耿于怀，因此，父亲责备他是理所当然的。还是孩子的我，嘴角有时往外喷气泡，流哈喇子，还汩汩作响，对什么都不在意，有时像个老太婆，无疑也使这个十九岁的狂妄自大的小伙子反感。儿子在二十一岁那年选择了一个中立国，加入了比利时国籍，也使米歇尔感到恼火。而米歇尔连续两次开小差，在贝尔特分娩期间不得不居住在边境的另一侧，使得他的这个惊人选择成为可能，提醒米歇尔这一点，无疑会冒犯他。在比利时结婚，这是顺理成章的，但喜事办得并不像新郎希望的那样体面；惟有在这一点上，父子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米歇尔从来不知道的是，婚礼是由一个经常出入马尔西尼夫人之门的世俗教士一手操办的。而马尔西尼夫人看见这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出现在她在巴黎的客厅，简直难以容忍。米歇尔本来生活自由，甚至对自由的理解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他儿子大吹大擂地拥护现有的秩序、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和天主教。大家庭是一个表面上没有裂痕的社会单位。天主教在上午十一点钟做弥撒。他是在帕特尼的餐桌上惟一强制自己禁食的人；他看到专为他做的面条就做鬼脸，反而使信仰英国教的使女扑哧一笑。米歇尔为人粗暴，他却尖酸刻薄；一个怒气顿然消失，一个怨气丝毫未减。两个人都腰板硬朗，大高个儿，显然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但相貌截然不同。一个读书万卷，另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十分自信，另一个蛮横无理。这两个男人是用同一种材料但却用不同的手法塑造而成的。

米歇尔强压怒火。他像所有人一样，相信战争只打四个月，最多半年。根据报纸提供的消息和图片来看，用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正在打壕堑战。自二月份以来，米歇尔就开始作回法国的准备，但巴黎还处在军事控制区，起码也非常近似军事控制区；因此不会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和一个小女孩儿回国提供方便，尽管还有空无一人的公寓等着他们回去。客轮都用于运送军队（几乎每天都有挤满身穿土黄色军服军人的火车开往海边）和执行任务的军官，因此，客运航班越来越少。然而我想，我们在英国滞留长达十四个月，其中部分原因是不是，人在倒霉的时候经常甘心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懒得再到大使馆或领事馆去办理手续。米歇尔如此喜欢英国，但他在英国没有朋友，这就像在一个国家经历热恋的人一样，他一直是独自经历的。而且罗尔夫和莫德皆人在天涯。我不凭空想象，不认为一个男人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生活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不论从糊涂的观点还是严厉的角度看，他不会逗着孩子玩，但也不是凶暴的父亲。米歇尔两次丧偶，头一次过上鳏夫的生活。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爱情的兴趣已经不如以前了。然而，有一位女士终于出现了，在伦敦的地铁外见到了我们。是马尔西尼夫人过去的女伴。她四十岁，体态丰盈。然而，她过去身材苗条。她正给一个在法国死去的表兄戴孝。穿着一身新衣服，很时髦。衣服是在牛津大街买的。举止端庄，略显古板，让人联想到她的理想女性玛丽女王。她是英国人，而祖母是敦刻尔克人。然而，她属于英国中产阶级，是“异教徒”，又见过大世面，敦刻尔克在她的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马尔西尼夫人曾经试图使这个她称为“英国傻女人”的女人懂得一些事理，但克丽斯蒂纳——这是她的名字——在子夜的时钟敲过十二响之前就打起哈欠，而且在剧院的包厢里，由于气温高，她胡乱涂抹的脂粉融化了，一块一块地糊在脸上。在朱丽埃特去世以后，米歇尔出于好奇也许出于同情，邀请她到特雷穆马伊旅馆住了三天；毫无疑问，她一生中仅有的肉体享乐是从米歇尔那里获得的。米歇尔把她带到龙尚，回来的时候，她的习惯性偏头痛就发作了。米歇尔劝她去英国治疗。她在伦敦远郊区的恩菲尔德与守寡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姐夫是一位普通士兵，远征军团第一批牺牲在前线的军人。这是他获得的惟一头衔。他小个子，为人灵巧，是“洁净”干洗店经理。干洗店里充满了肥皂和油脂味儿，只是一笔小财产，克丽斯蒂纳为之感到羞愧。她具有细密画画家的才华，例如风行一时的妇女和儿童肖像，但是她觉得，在英国社会中，也像后来到大陆请克先生和马尔西尼夫人举荐为人作画一样，像住在姐姐家和以前在子爵夫人门下一样近乎低三下四。而且干这种工作很累，她就放弃了；她阅读妇女杂志上刊登的纯洁炽热的爱情故事或令人尊敬的皇族的故事。米歇尔觉得她说话烦人，然而还是守信用，请她冬天在伦敦、夏天到里士满的岸边喝茶。我收到了她的几件小礼物，不论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儿童来说显得太孩子气的玩具，还是恩菲尔德的女厨子做的点心，都隐隐约约地引起了我的反感。她可能觉得我在他们约会的时候老是形影不离。因为米歇尔不愿意单独见她。她借口偏头痛，来得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后来又应约见过她一面。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一日，米歇尔终于获得了所希望的证件，一份他与十二岁的女儿去巴黎的安全通行证。他在巴黎有住房。证件上贴着两张微微发黄的快照：米歇尔穿着高领服装，头刮得光亮，蓄着浓密的海盗胡须，与和善亲切的目光极不相称。至于我，我还穿着去年夏天的连衣裙，连衣裙已经太小了，显得怪模怪样的。我的头发一直梳得很随便，松弛地结扎在鬓角上；我刚刚不知不觉地进入青春期。保姆用布给我精心地缝了一个卫生带，供我备用，并且告诉我，所有的女人每个月都如此。我所懂得的仅此而已。行李很快被收拾好，向亲友简单地告了别。米歇尔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儿子，也没有看见儿子家的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必要看见他们。我们带上卡米伊一起走。第一艘有空座的客轮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三日出发；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迪耶普。我和卡米伊跟在后面，与行李一起上了岸。米歇尔走在前面，呼吸着自由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