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4/11页）

那人刚好懂一点英语，他友好地对夏皮洛先生笑笑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吃饭。”

“你刚才吃了足有几十块炸鸡和土豆泥，怎么这么快就又饿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的脸色变了。

彼德走过来，但是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曾经来过。他转身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那个人火了：“我他妈的来了一百次，怎么样？老子掏钱了。”

满友笑了，告诉彼德：“刚才是有个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过那不是他。”

“没错。”我也插话说。我认识刚才来的那个人—他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会计。现在发火的这个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因为他腰里还别着一个传呼机。他很可能是个出租车司机，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个人道了歉，让人家安心吃饭。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我们这位洋老板已经有点心神错乱了，他看着哪个顾客都长得差不多。“我怎么能分得清呢？”老板说，“我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把一头牛吃下去。”他像个小伙子一样开怀地笑起来。

彼德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家都笑出了声。

这一天算下来，我们又损失了六百多块钱，自助餐终于彻底失败了。还好，夏皮洛先生没有拖欠工钱，第二天就发给我们了。这就是在牛仔炸鸡店做工的好处—工资从来都是按时发。这可比在中国人的公司里强多了，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有时根本就开不出工资来。我妈妈在气象局工作，那里是清水衙门，客户就那么多，也不能开夜校培训学生赚钱，也不像电力局那样有令人畏惧的权力，所以经常是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妈妈常叹气说：“我的活干得越多，就越吃亏啊。”

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资心里感慨万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扬着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对我说：“宏文哪，我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个月才挣三百块钱。你刚开始工作就能挣这么多钱。爸爸觉得自己真没用啊，这就是我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的下场。”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现在要退党也不晚呢。”

“住嘴！”我吼了一声。他真是个白痴，看不出来老头子心里难受？我对父亲说，“您想开点吧。您的工资是少了点，但是您端的是铁饭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报纸聊天吗？每到月底工资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可我是给资本家干得累断了腰，人家的工钱是按小时付的。”

“你拿钱这么多，每顿饭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还不知足？”

我没言声，但是在心里说：我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想和别人一样每天到班上歇八小时。我父亲还在唠叨：“你们那个牛仔炸鸡真好吃。我要是天天都能吃上牛仔炸鸡，喝上可乐，老子用不着什么社会主义。”

我懒得跟父亲争论。他那天晚上是发神经了。不错，我在炸鸡店是能经常吃上口好吃的，也就是炸薯条和饼干。这样我回家来就不用吃晚饭。我这样做是为了要给家里省点粮食，可是我父亲却以为我每天吃饱了炸鸡，肚子不饿。

自从那次自助餐亏本以后，夏皮洛先生就更依赖彼德了，大小事实际上都由彼德说了算。公平地讲，彼德是个能干的经理，对店里的事情也尽心。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拉关系，说服那些工厂企业的领导在炸鸡店举行工作午餐。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出来了。因为是用公款请客，那些厂长经理大方得很，经常是要上满桌子的炸鸡和点心，让他们的客人品尝地道的美国风味。东西吃不完就带回家去给老婆孩子们。我们炸鸡店逐渐在工商企业中出了名，也有了稳定的客源。夏皮洛先生又可以每天早上躲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看杂志，甚至听录音带学中文。

有天下午，木基师范学院院长的二儿子给彼德打电话，说想在炸鸡店里举办结婚喜宴。我认识这个小子，花花公子一个。去年刚离婚，休掉了老实肯干的原配。现在要娶的这个娘儿们是个小寡妇，四年前放着在剧场当经理的正经工作不干，非要辞职去俄罗斯做生意。现在这俩人终于决定结婚了。新郎想要把婚礼弄点外国风情，于是选中了牛仔炸鸡店。

夏皮洛先生听了有点不自在。他对彼德说：“我们只是一个快餐店，不具备摆结婚宴席的条件。”

“机会难得啊，”彼德说，“中国男人攒一辈子的钱就是要花在结婚上的。”他那双猫头鹰一样的圆眼睛一闪一闪的。

“那我们就得在店里卖酒了，对吧？我们可没有酒执照啊。”

“什么执照不执照的。这是中国，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套。”彼德有点不耐烦了。

满友能讲几句英文，这时候也插进来说：“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对的。中国男人结婚就要把钱花光，花多多的钱。”他对自己的英语口音有点不好意思，退到一边咬着指甲。

洋老板让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布置店面，准备开办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给北京打电话，要总店用特快专递运来奶酪饼、冰激凌和加州红酒。彼德雇了两个临时工，在店里挂上彩带和彩灯。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挥人们在一个角落里摆上了一尊爱神小像，周围还布满了蜡烛。我们在店门口吊起一对大大的兔子灯笼，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兔年。彼德要我们在婚礼这天着装整洁—一律是红秋衣、黑裤子、绛红色的围裙。

喜宴安排在星期四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来宾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教养又不疯闹。新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丝绸旗袍，头发烫成大鬈发，嘴唇抹得猩红，一刻不停地咧嘴笑着。只怪她爹妈没给她生对好看的眼睛，双眼皮又紧又厚，肯定是到医院动手术拉的。白莎说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开有两家礼品店。怪不得她手上戴了六个闪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块心形女表肯定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她手上戴了那么多的钻石金银，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务活，是个懒货。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个子高高的新郎官却像个绣花枕头—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名贵西服，系着一条印着小喜鹊的黄领带，脚上人造革的靴子闪着亮光，缀着黄铜色的扣襻。他的嗓音沙哑，笑起来喉咙里好像有气泡冒出来的声音。他要是冲你一笑，脸上只看得见那张像鳄鱼一样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儿子的对面。他们头发花白，文静寡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