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3/8页）

他靠在椅背上，带着冷漠而清高的神色打量着每一个人，不由得使我意识到在友谊的魅力后面隐藏着一种莫名的狐疑。我意识到很可能他的水平与我不相上下，于是便警惕地望着他，一面心里纳闷，不知道他是谁。

“啊，这么说托德·克利夫顿兄弟迟到了，”杰克兄弟说。“我们的青年领袖迟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指了指面颊，微笑了。“我不得不去找医生看了看，”他说。

“怎么啦？”杰克兄弟看着他黑皮肤上的十字形橡皮膏说道。

“不过是跟那批民族主义分子小小地交了一次锋。跟‘规劝者’拉斯手下的人，”克利夫顿说道。接着我听到一个妇女抽了一口冷气，她那闪亮的眼睛带着爱怜的神色凝视着他。

杰克兄弟迅速地瞥了我一眼。“兄弟，你听到过拉斯这个名字吗？他是个狂人，他管自己叫黑人民族主义者。”

“我记不起了，”我说。

“不久你就会听到他的情况。坐吧，克利夫顿兄弟；坐下。你可得小心啊。你对组织来说是很宝贵的，可不能冒险啊。”

“这没法避免，”年轻人说。

“但还是不能冒险，”杰克兄弟说罢便言归原题，要求大家讨论和发表看法。

“兄弟，我们还得为反驱逐而斗争吗？”我说。

“由于你的努力，反驱逐斗争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

“那为什么不进一步推进这个斗争呢？”

杰克兄弟定睛端详了一番我的面孔。“你有什么建议吗？”

“唔，既然这个斗争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问题扩展到整个黑人居民区呢？”

“你认为我们该怎么着手呢？”

“我建议我们应该争取所有的居民区领导人的支持。”

“这一点还有些困难，”杰克兄弟说。“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我们。”

“不过我认为他的话有些道理，”克利夫顿说道。“如果我们只是争取他们支持这个斗争，而不管他们是否喜欢我们，那有什么不行呢？这个问题牵涉到整个居民区，并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

“当然，”我说，“我也有同样的看法。反驱逐斗争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他们没法出面反对我们，否则就等于给人一个反对居民区切身利益的印象……”

“所以说他们是在我们的手掌心里，”克利夫顿说。

“这倒是很有见地，”杰克兄弟说。

大伙儿都同意了。

“你们瞧，”杰克兄弟咧开了嘴说道，“我们一向回避这些领导人，但是一旦我们扩大了阵线并向前推进了，宗派主义就成为我们必须丢卸的包袱。还有别的建议吗？”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

“兄弟，”这时我记起了一件事，“我初到哈莱姆区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看见一个汉子站在梯子上发表演说，他措词激烈，土音很重，可是却吸引了一批热情支持他的听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活动计划同样带到街头上去呢？”

“这么说你已经看见过他了，”他咧嘴笑了起来。“呃，‘规劝者’拉斯在哈莱姆也有他垄断的市场。不过我们现在既然比以前强大了，那就不妨试一试。委员会要求的是实效！”

我心里想，原来那个人就是“规劝者”拉斯。

“我们跟‘索债者’会有麻烦的——我说的是规劝者，”一个大个女人说。“他那帮子流氓如果在烤鸡里看到白肉就会又是挑衅又是谴责的。”

我们听了哈哈笑了起来。

“他看到黑人和白人在一起就会暴跳如雷，”她对我说。

“对这一点我们会留意的，”克利夫顿轻轻抚摸着脸颊说。

“很好，但是不要动武，”杰克兄弟说。“兄弟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和恐怖活动以及种种挑衅做法——就是说，想闹事的那些行径。懂了吗，克利夫顿兄弟？”

“我懂，”他说。

“我们不会支持任何挑衅性暴力行动。懂吗？不许殴打官员或任何没有先动手的人。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行动，你们懂吗？”

“懂，兄弟，”我说。

“很好。我已经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了，现在我得走了，”他说。“这下就看你们的了。你们将得到别的区的大力支援，也会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上级指导。同时，要记住，我们都必须严守纪律。”

他离开后我们分了工。我提议每个人都应该到他最熟悉的地段工作。由于兄弟会和居民区领导人之间没有人联络，我自己挑起了联络员的任务。大家决定我们的街头集会得立即开始，托德·克利夫顿得回来和我一起讨论细节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我细细端详每个人的脸庞。看来他们对待事业专心一致，同心同德，黑人、白人无一例外。但是我没法把他们按个性类型加以区分。那位身材高大的女人像个南方的大啤酒桶，她负责妇女工作，发起言来满口抽象的、涉及意识形态的名词。那个脖子上生着褐色斑点、模样羞羞答答的男人说话大胆直爽，热切希望行动。而这位青年领导人托德·克利夫顿兄弟，要不是那一头永远也直不起来的波斯羔羊毛般的鬈发，看上去总有点像个嬉皮士、爵士乐迷，甚至像个骗子。他们属于什么类型呢——我一个也说不清。虽说看起来面熟，他们总有点异乎寻常，正如杰克兄弟和另外几个白人跟所有我认识的白人大不相同一样，他们全都变了样，就像在梦中见到的熟人一样。嗯，我想，我也不同了，等到发完议论，开始行动以后，他们就会看清这一点的。我只管谨慎行事，不与任何人闹对立。就拿目前来说，可能有人会对我处于负责地位这一点愤愤不平呢。

但是，当托德·克利夫顿走进我的办公室来讨论街头集会细节时，我看不出他有任何不满迹象，而是全神贯注地同我研究集会的战略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我提供情况，教我怎样对付在会议中途站起来大声诘问的人，如果遭到攻击该怎么办，怎样在人群中辨认自己人等。尽管在外表上他活像个爵士乐迷，但是他言语精确，我可以肯定，他对自己的工作是很在行的。

“你看我们会取得怎么样的成绩？”他说完后我接口说道。

“会大获成功的，伙计，”他说。“加维以后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规模的集会，肯定是这样。”

“我要是像你这样肯定就好了，”我说。“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