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2/5页）

“是说他死了？是真的，”我瞅着大家。“真的。”

“可是为什么……”

“这是挑衅和谋杀！”我的激情慢慢转成了愤怒。

他们站在那儿，一张张脸在发出问题。

“他死了，”一个姑娘不相信地说。“死了。”

“可是他们说他在卖纸娃娃，这是什么意思？”一个高个子青年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他被枪杀了。他可没带武器。我理解你们的感情，我看到他倒下的。”

“带我回家吧，”一个姑娘尖叫道。“带我回家！”

我走上一步抓住她。这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小个子，穿了双短袜，挺可爱的。我把她搂在我身上。“不行，我们不能回家，”我说，“谁也不能去。我们得战斗。我很想朝外面一走，把这件事忘了，可是办不到啊。我们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愤怒。我们现在必须记住我们是战士，我们必须从这类惨案中看到我们斗争的意义。我们必须反击。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尽自己的力量把会员集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回答来。”

他们离开时，有一个姑娘还在伤心流泪外，可是大伙儿的动作都很利索。

“来吧，雪莉，”他们说着，把她从我肩头拉开。

我设法跟总部接头，可是我又一次无法找到任何人。我打电话给冥神大楼，可是没人接。因此我就召集区委领导成员开会，会后我们就慢腾腾地自己行动起来，我想把那个跟克利夫顿在一起的少年找到，可是他不见了。会员们带着空罐子上街为他的葬礼募捐。由三个老年妇女组成的小组去陈尸所认领尸体。我们散发谴责警察局长的传单，并且在上面镶上了黑边。我们通知了牧师，希望他们的教友写抗议信给市长。事情传开了。各黑人报纸收到了并刊载了我们送去的克利夫顿的照片。人们受到了鼓动，感到愤慨，街头大会也组织了。这次行动打掉了我的举棋不定，我全力以赴组织这次葬礼，不过我的活动总伴随着一种迟钝的期待心情。我两天两夜没睡觉，只是在办公桌上打个盹而已。我吃得很少。

葬礼的安排是从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参加这点出发的。我们没有在教堂里举行仪式，而是挑选了莫里斯山公园。我们发出了邀请，希望加入过兄弟会的人都来参加出殡游行。

葬礼在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举行。天上薄薄一层云彩，几百名群众集合准备游行。我跑前跑后，狂热得昏昏然，这儿发一个命令，那儿讲几句话鼓鼓劲儿，可同时似乎我又能冷眼旁观。打我回到哈莱姆区以后就一直没有见到的兄弟和姐妹来了。还有从市南区和郊区来的会员。当他们逐渐聚集在一起时，我以惊异的目光注视他们；当队伍开始成形时，他们的悲伤的深切程度使我惊叹不已。

我看到了半卷的旗帜和黑色的横幅。还有镶黑边的牌子，上写：

托德·克利夫顿兄弟

我们的希望

被杀害了

我们雇了个鼓队，鼓上都披着黑纱。还有一个拥有三十件乐器的乐队。没有汽车，鲜花也很少。

队伍走得很慢，乐队奏着悲伤和带有浪漫色彩的军乐。当乐队停奏时，鼓队就用头上裹着黑纱的鼓槌在鼓上击拍子。气氛热得简直具有爆炸性。送货车不愿开进我们的区，警察小队的数目增加了。在各条街的上上下下，人们从自己的房间窗口向外观看；在薄薄云彩遮掩的太阳光下，有些男人和小孩站在屋顶上。我和黑人居民中一些年长的领袖人物走在队伍的前面。游行速度缓慢；我不时地回头张望，只见不少人自愿参加了队伍，其中有穿西印度群岛式样服装的人，有阿飞和赌厅的赌徒，也有穿工装的人。有几个男人从理发店里跑出来，只见他们理发用的罩衣还没脱下，脸上还有刮胡子用的皂液。他们一面看，一面压低了嗓音说长道短。而我则在琢磨：他们是不是都是克利夫顿的朋友，还是听到节奏缓慢的音乐跑出来看热闹的？一阵热风从我身后吹来，带来恶心的、略带甜味的气味，就好像那些发情的母狗发出来的。

我朝后看去，只见太阳照在一群尚未脱帽的人的头上；在大小旗帜、亮光闪闪的喇叭后面，我看到了那具廉价的灰色棺材由克利夫顿的几个个子最高的伙伴扛着，隔一阵子他们就把棺材平稳地换一次肩。他们扛得高高的，表现出自豪，目光悲伤又伴着几分愤怒。棺材就像是航道里一艘满载的船，慢慢地弯弯曲曲地在低着的头上悠悠驶过。我听到小鼓（鼓面上绷着的皮弦都蒙上了黑纱）发出的平稳的咚咚声，所有别的声音都悬浮在一片静寂之中。后面，沙沙的脚步声；前方，人群排列在人行道边，足有好几条马路长。有人流泪，有人掩声低泣，很多人眼睛红了，但是目光坚毅。我们在前进。

起初，我们在最贫苦的人家住的街道上穿行，那地方真是悲哀的暗淡写照；转入七马路后往南就到了莱诺克斯街。到了那儿，我和领队的几个兄弟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急急忙忙赶到公园。在公园部门工作的一个兄弟已经把瞭望塔的门开了，在黑漆漆的大铁钟下面用木板和排列起来的锯木架搭了一个简陋的讲台。当游行队伍进入公园时，我们已经站在高处等候了。我们一示意，他就敲起钟来，古老的、深沉的当当钟声使我感到耳膜和内脏都在一起颤动。

朝下望去，我看见他们随着沉闷的鼓点子的节拍大群大群地向上走来。在草地上的孩子们停下了游戏，张大眼睛望着；附近医院的护士跑到屋顶阳台上观看，由于薄云消失，白制服在阳光下耀眼得像白百合花。人群从各个方向朝公园拥来。蒙着黑纱的鼓一会儿咚咚敲着鼓点儿，一会儿嗒啦啦地连击，仿佛在空气上面覆上一层沉默，也像是为无名战士作的一次祈祷。我在朝下看时却感到怅然若失。他们干吗来这儿？他们找到我们为了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克利夫顿？或者因为他的死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发泄他们心中的不平，给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地点，这样就可以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可以一起流汗，一起呼吸，一起注视同一个方向？这两个解释是不是各自都很恰当？是不是象征了爱，或者象征了政治性质的恨？还有，政治能不能是爱的表达？

缓慢的、沉闷的隆隆鼓声和山道上脚步的嚓嚓声把静寂传播到公园的每个角落。这时，从队伍的某个角落里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如泣如诉的男子歌声。在沉静中，这歌声起初孤零零地飘忽颤抖，不多一会儿乐队里的一个铜号摸索到了调子以后，就把曲子奏了起来。歌声和铜号声互相追逐激越，犹如两只黑鸽在一座白如尸骨的谷仓上空升起后在静谧的蓝天上翻腾和升高。有一阵子，在炎热而沉重的寂静中，铜号的纯净、甜蜜的音色和老人的嘶哑的男中音形成了二重唱。《千万人逝去了》。我站在高处俯视公园，只觉得嗓子里有个什么东西在搏动。这是从过去传下来的歌曲：来自过去的校园生活，还有远在那以前的家庭生活。此刻，人群里一些年长的人也唱了起来。原来我并没想到这是首进行曲，可是他们现在正随着它舒缓的节奏向山上前进。我四下张望寻找那位铜号手，结果看见一位细长的黑人，脸朝着阳光，正在吹奏一个朝上翻起的铜号。就在他后面的几码距离之外，在高高扛着棺材悠悠前进的青年人旁边，我看到这位带头唱歌的老人；我注视着他的脸，不禁感到一阵钦羡。这是一张又老又瘪的黄脸，双眼合闭，当歌声从他的喉头飞出时，我可以在他向上翻的颈部看到一处刀疤。他整个身体在歌唱，每一行的吐字就像他走路那样自然，他的歌声腾越于所有其他人的歌声之上，和清澈的铜号声糅合在一起。我看到他的双眼湿润了，这时骄阳直晒头上，面对引吭高歌的人群，我感到惊叹和敬佩。仿佛这歌声原来一直潜伏在那儿，他知道这一点，就把它激发出来了；至于我，我心里明白我原来也知道这一点，可是就没有能把这潜伏的歌声激发出来，因为我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可名状的羞耻或恐惧。但是他是知道的，他激发了这歌声。甚至白人兄弟和白人姐妹也加入了合唱。我凝视那张脸庞，希望能探索到什么奥秘，可是什么也找不到。我望着棺材和向前迈进的游行者，谛听他们的歌声，发觉实际上我是在谛听我内心的歌声，就在这一眨眼间，我听到了我心扉内令人肝肠欲裂的敲打声。一种深沉的感情震撼了人群，这多亏那老人和那位铜号手，他们所触及的感情比起抗议或宗教来都要深沉。顿时我过去参加过的所有教堂集会的情景涌上了心头，与此同时，已经忘记了的愤怒又在心中复萌，虽然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但是那已成为过去，在那些到了山顶后正在一群群聚拢来的人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没有体会过这种感情，况且有些人还是在异国出生的。然而，所有的人都很受感动，歌声把我们大家都唤醒了。这不是歌词的缘故，因为歌词还是当年黑人奴隶的词儿；这是由于虽然那缅怀过去、超脱人间、逆来顺受的古老感情还在歌词的表层抒发，但那埋在歌词下面的感情却好像已由他脱了胎，换了骨，而此刻这种感情更进一步由兄弟会的理论中我无法说明的东西深化了。我站在上面，尽力控制这种感情，一面看着他们把托德·克利夫顿的棺材扛进了瞭望塔，然后沿着螺旋状台阶慢慢走上来。他们把棺材放到了平台上。我看着那廉价的灰色棺材的外形，心头所能记起的只是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