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一（第5/6页）

急速发展的时局很快摧毁了这桩不现实的恋情。舒家是昆明的大户人家，舒菲菲的父亲舒惟麒曾经在滇越铁路上帮法国人做事，抗战时滇越铁路中断，舒惟麒便在一家法国洋行做高级帮办，同时还开了一家酱菜园，生意一度做到东南亚各国。1949年底炮火声在昆明周边炸响时，舒惟麒随洋行的法国老板一起撤离去越南，他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中，唯有最小的舒淑文不愿意走，理由是要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奶奶。在慌乱而仓促的逃难中，人们如林子里被炮火惊吓的鸟儿。据说舒菲菲给赵迅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中断这拖了几年的苦恋，要么随我的家人走。桃花潭水纵然深有三千尺，赵迅的离别赠言却是那样绝情绝义：

“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怎么演话剧？”

解放军进了城，舒府“此地空余黄鹤楼”，让赵迅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正忙着各种劳军慰问演出，忙着学说相声快板，忙着去广播电台录音，忙着排演一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新剧目时，一个年轻单薄的身影在一个雨夜守在他租住的楼房木梯前，怀里还抱着个提琴盒。赵迅一眼就看出了舒淑文眼瞳里为爱苦候多年的炽热目光。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在沧桑巨变的迷惘中，在残灯孤影、潇潇暗雨的恓惶心境里，赵迅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扑面而来的爱情，就像又迎来了一次解放。在你苦苦追求等待之时，拯救之手温暖地伸了过来。但你又受之有愧，仿佛不敢面对圣母马利亚的圣容。

“这不可以的，我要等你的姐姐归来。”

“你希望国民党再回来吗？”

“绝不。我们刚刚迎来了解放。”

“你永远也等不到。”

“那我就认命。”

“赵哥哥，你以为我留下来是为了我奶奶吗？”

“做我的妹妹吧，我大你整整一轮哩。”

兄妹做了不到三个月，便做成了夫妻。这大约是所有在乱世江湖中的结拜兄妹很圆满的一个归宿。赵迅不得不既愧疚又悲哀地承认：要忘掉一段爱情的伤痛，只能用另一场爱情来填补。不是他对逝去的爱缺乏坚守，而是新的爱扑面而来、势不可挡，就像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何其渺小，何其脆弱。

更何况舒淑文的奶奶去世了，她让赵迅索性搬到舒府空荡荡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新人的婚礼没有迎亲的花轿，没有去教堂（舒家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接受神父的祝福，没有交换结婚戒指，没有高朋满桌的婚宴，更没有登报志喜，鼓瑟吹笙。“新社会了，新事新办，外国神父已经被人民政府驱逐了，封建礼数也被革了命了。军管会那儿盖个章，媳妇就娶回家门了。”赵迅对前来道贺的朋友们说。刘国栋、阿Q们乐不可支。革命了，解放了，今后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指腹为婚这些旧时代的封建玩意儿都该打倒了。结婚就像过家家，高兴了就住在一起，不高兴了就扁担开花，各回各家，人民政府还支持。这才叫挣脱了封建牢笼的自由，这才叫真正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赵迅不寻常的爱情在那时已然成为仍然保守的昆明社会的一大谈资。

很多年以后，当赵迅深陷人间最黑暗的地狱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赵迅捧着娇小的新娘的脸，淑文，我还陌生的爱人，我赵迅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爱情？你凭什么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于我这连脸都不完整的人？你了解我多少？而新娘的回答是那样出乎他的意料，就像话剧舞台上的一段抒情道白：我的郎君，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这不重要；你没有一张完整的脸，也不重要，我就是你的另一张脸。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姐姐成亲，那一天我要么削发为尼，终身不嫁；要么苦苦等候，独守闺房。直到有一天，阳光灿烂，天空碧蓝，桃花灼灼，梨花盛开。你骑一匹白马，经过桃林，摘花一朵，再经过梨园，又摘花一朵。桃花梨花，相映成趣。你苦难的人生，由此美满。

所幸新政权摧枯拉朽般摧毁了旧制度，人面桃花俱往矣，梨花坦坦荡荡热辣辣地盛开，笑尽了春风。多年前曾经有个算命先生对赵迅说，他有九条命，一生中有两次恋爱，两次婚姻，但他爱上的人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而能做他妻子的，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赵迅深为感谢时代变了，让他避免了讨二房的艳福或者尴尬。如果说舒菲菲是一本内容丰沛的彩印杂志，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舒淑文就是一本单薄的无字书，书中的每一页都要用艰难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填写。新娘舒淑文就是穿上旗袍，身材也不会像她姐姐那样凹凸有致、风情万端。她是那样纤细弱小，青涩单纯，仿佛一阵风都会把她从赵迅的手中刮跑，直到她怀孕四个月了，赵迅才从妻子的身上看出了一个女人的韵味。

这样的女子需要在岁月中慢慢打开，慢慢品味，这样的女子不仅是赵迅的另外一张脸，还是他脑袋背后的另一双眼睛。她总能看到赵迅没有看到的危险。当赵迅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自己即将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时，这个娇小的女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合适。不要去。”

“为什么？我们已经集体填好表格交上去了。”

“昨天我看见高建雄被押在汽车上拉走枪毙了。”舒淑文忧心忡忡地说。

赵迅沉默了。高建雄是赵迅过去的朋友，抗战时就在《中央日报》干编辑和记者，后来是《中央日报》云南版的采编部主任。云南籍将领李弥1944年是滇西抗日战场上的名将，但后来却成为解放军的败军之将，狼狈地从淮海战场上只身逃出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驻云南的第8军军长。李弥上任伊始便到处拉人，高建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他的中校新闻官，同时仍在《中央日报》供职。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他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来见赵迅，问赵迅愿不愿意也一起投军，李弥军长少说也得给他一个少校干干。赵迅当时就像毕业班学生看新生般鄙夷地说，我不参加内战。人民政府的布告说高建雄在滇南战役中“真顽抗、假起义”。赵迅两口子结婚时，高建雄还送来一辆橡皮轮的婴儿车，说是从缅甸搞来的英国货，他那时和起义部队正在东郊接受改编。他还说了段轻松的笑话，说国共内战就像小孩子家玩官兵强盗的游戏，今天你官兵我强盗，明天你强盗我官兵。争斗厮打一番后，大家各自回家找妈妈。我睡一觉醒来，满大街都是红旗，好像人们随时都准备好迎接新政权。上头说，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起义吧。然后解放军就过来了，还说，蒋军官兵兄弟，你们辛苦了。你们看看，我现在又是解放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