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三（第3/5页）

赵广陵自己也承认，他的改造还不彻底。他还在个人的世界里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就像打死他也不会承认远征军是“伪军”一样。云南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文革”烈火大规模地烧到这个边疆省份时，已经是这场运动的第二年了。成为留队人员后，赵广陵恢复了每天读报的习惯，认真在报纸的社论、口号、批判文章中找自己活下去的方向。开始他认为这是中共上层的革命，是文艺界的革命，跟他这个木匠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他忘了，反右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还不是被网罗进去了。但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生存环境越艰难的人，侥幸心越大。哪个不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是你越想平安，就越容易忘记危险。因此当赵广陵看到上至监狱长、政委，下至劳改农场的场长、车间主任都被打倒时，他才开始担忧起自己来。城门失火了，他这种池子里的小鱼安得逃生？他有反右的教训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是战场的硝烟味，它们已经扑鼻而来了，席卷整个中国了。在这个管理严厉有效的社会，你无法躲避，无处可逃。当年赵广陵还是犯人时，有个同改逃了三次，三次都没能逃出去一百公里远。到处都是眼线和耳目，到处都是警惕性很高的革命群众。管教干部有时带犯人们上山采茶伐木啥的，他们只需在山下喝茶打牌，到了傍晚收工时，等着点名收队就是。苍茫大地上到处都是路，但每一条路对想逃的人来说，都是绝路。那时期赵广陵感到自己是在人头汹涌的狭窄山路上，被人推搡着往前走，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你想找个清静处是绝不可能的。多少人被推下悬崖了，多少人被裹挟着往前赶，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下一个跌下悬崖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唯有小心再小心，批斗会上一言不发，装聋作哑；风云人物走马灯似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只是埋头干活，比一个还在服刑的犯人还老实。有人来叫他“同去、同去”造反闹革命，他都是苦笑两声：“我们这种人……”其实他在很早就得出了结论：局势失控了。他回家时跟舒淑文说，毛主席身边不是出了国民党特务就是出了大奸臣。带兵打仗的人最怕的就是自乱阵脚，相互拆台，军官士兵之间互相打黑枪，这样就离大溃败不远了。我不指望比别人躲得更远，只想如何保护好我的家人。

那时谁能猜测出最高领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呢？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为了中国更好更强大。多年来，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养成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赵广陵只是在内心里做得到。他在一群木匠中怎么能去谈“自由”与“独立”？更不用说在牢房里，想一想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许许多多过去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了“讳词”。这是赵广陵在经历反右以后自己生造的词汇——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为了说明某些再不能使用的词汇，必须又创造一个新词。就像为了消灭一个真理，再创造出一个真理一样。这些词和组成词汇的汉字都还在，谁也不能把它们从字典里抠掉，从汉语文字里消灭。但是你却不能在公众场合说它们，写它们。这种避讳还不是在封建时代因为皇帝老儿的名字中用了什么字，你就不能用，而是这些词汇现在是反动的、腐朽的、堕落的，有毒有害的，令人害怕担忧的，像一个风骚女人一样令正人君子避之不及。不仅从言行上要躲避，更要从思想上根除。满大街张贴的标语不是说得很清楚嘛——“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人们如何能做到没有“私下”的思想？又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风吹女人的裙摆，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侧目。可见思想自由多么可怕，脑子里跑马多么危险，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加以束缚。最彻底的改造方式，乃是从说都不要说，到想都不要想。遗忘不仅是消弭痛苦的最好方式，还是活下去的法宝。

家是不是被抄了呢？这是赵广陵在黑牢最担心的。在他被捕之前，昆明也在到处抄家了。但主要是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像他们这样的“黑五类”家庭，早被打倒过多少次，是“死老虎”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暂时还倾泻不到他们头上。他们的邻居、市商业局的白处长，运动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揪斗，也被抄家了，盆盆罐罐啥的扔了一院子。那天赵广陵下班回到家，还以为邻居家失火了呢。那个晚上他和舒淑文仔细梳理了家中还有没有“封、资、修”。红卫兵、造反派要打要砸的就是这些旧时代的东西，孔庙砸了，各处寺庙里的佛像也捣毁了，连昆明这座城市的骄傲——市中心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金马坊和碧鸡坊都拆了。一个家庭里要是还胆敢藏有过去时代的玩意儿，治你的罪、抄你的家是分分钟的事情。两人翻箱倒柜折腾了一晚上，翻出来的可能招祸的“封、资、修”只有一个耶稣受难的小十字架，一张圣母马利亚的图片，舒淑文父亲穿着西装系着蝴蝶结和她的一帧合影，还有舒惟麒过去在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当总工程师时的一个工作徽章，以及一块绣有梁山泊与祝英台化蝶双飞的手绢，那是舒淑文和赵广陵相爱时送给他的信物。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舒淑文刻意保留下来的，她是天主教徒，她与自己的父亲相隔天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自己的初恋。都烧了。赵广陵冷漠地说，尽管他已经察觉到妻子脸上的失望，尽管他也看到舒淑文把这些东西在手里倒腾来倒腾去，就像舍不得送人的宝贝。最后舒淑文留下了那块手绢，说赵哥，这是我亲手绣给你的呢。一块手绢也犯不了什么事情吧？赵广陵着急地说，糊涂，你就没有看看报纸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都挨批判了。一块手绢人家也会说你是封资修。

从5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不断在清除家里旧时代的痕迹，该送的送人了，该卖的卖了，该销毁的也早销毁了。从舒父的那枚铁路徽章，赵广陵也想起了那包埋藏在“明梅”树下的勋章，照理说这应该比一块手绢、一枚旧时代的铁路徽章更危险。但奇怪的是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保留它们的理由。谁会去挖一棵古树？那栽有“明梅”的巨大石缸，仿佛也已经在地下生根了，深陷在土里至少两尺。没有七八个精壮小伙子，很难将它挖出来。再说，在到处都是告密者的院子里，你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去翻动出这段历史来？其实，在赵广陵的潜意识里，他现在不想去触动这段跟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这包勋章你就是挖出来了，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扔到滇池里？那不如把赵广陵也一同扔下去。就让它们尘封在记忆的深处吧，就让它们和“明梅”的根须相依相偎，相互滋养吧。要是那些勋章所代表的抗日热血，能够滋润“明梅”再度绽放，它们一定也可以重见天日——自抗战胜利那年以后，“明梅”再也没有开放过，也再没有人关心它、为它吟诗作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