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三（第4/5页）
一个人的珍藏，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也被认为是有罪的，大逆不道的，那么，他要么毁灭自己的尊严，要么像耶稣背起十字架那样，走向自己的光荣。
所以在黑牢里赵广陵并不为此懊悔，也不感到有多冤屈，比他冤情更大更深的多了去了。国家已经陷入一个不讲理的时代，非但不讲理，还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连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都无理可讲，赵广陵这样的一个前国民党旧军官、小老百姓的道理，哪个还有耐心听？监狱农场的造反派饶队长已经被另外的派别打倒了，也进了班房，“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杨司令在砸烂了公检法后已去别的地方串联闹革命去了，那个曾经下狠手打他的钢铁厂的战斗队长，第二周就在武斗中被打死了。他们把他关到这个黑牢里，就将他忘记了。好在这些年赵广陵在这个监狱里熟人朋友多，一直坚持给他送饭的就是一个曾经的徒弟，此人也是一个留队人员。他不敢在一片混乱中为赵广陵做更多的事，每天能送两次饭，不让自己的师傅饿死，就是拿着自己的性命来押宝了。
幸好政府很快反应过来，公检法可以砸烂，但监狱不能乱。犯人没有人管，那将是一个多么危险的社会问题。况且这个时候每天都有多少人不经审判就关进了监狱。军队奉命接管了监狱，军事代表代替了靠边站的监狱长。当他巡视监狱各处，来到关押赵广陵的禁闭室，叫人打开牢门时，他看到一个全身发绿的犯人，连手臂上、额头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青苔，呼出的气息也带有阵阵令人避之不及的陈年霉味，几处溃烂的伤口上还可见到蠕动的蛆虫。军事代表皱起眉头，问：
“这个人犯的什么罪？”
旁边的人回答道：“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旧军官。已经坐过一次牢，因为有立功表现，提前释放的留队人员。造反派两个月前把他关进去的。”
“什么原因？”军事代表又问。
“有人揭发他私藏国民党军队的奖章，他还狡辩说是打日本人挣来的。”
“叫什么名字？”
“赵广陵。”
军事代表沉默了片刻，说：“带他去清理一下伤口，再洗个澡，理个发。不要再关这里了。我要亲自审他。”
军事代表如果再晚来一周，赵广陵也许连骨头都会发霉了，能否活得下来都是个未知数。他被关进一间有二十多人的大房间，那些同改们大多数是这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当权派，深挖出历史旧账的像他这样的历史反革命，被认定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以及在派系斗争中倒霉的一方。比起他上次蹲监狱的那些高知同改，这些人不过是些普通知识分子和在工作岗位上实实在在干活的人。监狱里人满为患，混乱不堪。有些人头天被打得血肉模糊地送进来，转眼又被另一拨人当英雄一般接出去，还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的。一个人就是进洞房，大约也不会有这样大喜大悲。
没有立案侦查，也没有审讯宣判。但这里就像台风漩涡的中心，反而相对安宁安全，至少监狱里没有批斗会上的殴打，没有突如其来的抄家、游街、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破鞋。劳动当然要干，而能平和地劳动和工作，在当时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天收工回来后，号子里又塞进来七八个人，老犯人们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铺位挪一挪，以给新来者让出空间，但那是有条件的，最靠门的、靠近尿桶的位置，当然是留给看上去最好欺负的新犯人。赵广陵发现被推到尿桶边上的那个人竟然是大儿子赵豆芽的数学老师。老师总是面皮薄胆子小，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求生存。赵广陵便走过去，将他的被盖卷提到自己的铺位边。他是“二进宫”的老犯人，又是从黑牢里活着出来的，在这间号子里已是无形的“牢头”。这老师姓夏，赵广陵参加过几次家长会，据舒淑文说他家从前是昆明的大户人家，和舒家也是世交，夏父似乎还是“寒梅会”的诗友。
赵广陵让夏老师随时跟在自己身边，还是干木活，只是不做翻砂的模具了，现在社会上需要的是大量的语录牌，从十几平方米的，到孩子书包那样大的，每天要做几百上千个。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活计，但却是最令人费解的工作。人们伐倒山上的大树，将一车又一车的原木拉来，松木、柏木、红木、杉木，甚至金丝楠木，都被改成木板，钉成一方方的语录牌。大的挂在墙上，竖在路边，小的人人随身背一个，就像学生的书包，或者旧时代女人们赶时髦的坤包——这的确是当年的时髦。可是，就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圣旨牌，也不会有这么多。难道外面的人都疯了吗？
赵广陵有次悄悄问夏老师：“夏老师，你晓得我儿子最近的消息吗？”在赵广陵再次进来之前，他发现儿子越来越不听话，或者说，越来越看不起他这个当爹的了，家里仿佛谁都欠他的。赵广陵也知道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儿子的进步。但狗还不嫌家贫，老子再有什么历史问题，也是你的爹。有一次赵广陵曾这样跟儿子说。
“你呀……”夏老师看了赵广陵一眼，欲言又止了。
“夏老师，我半年多没家里的消息了。”
夏老师望着赵广陵哀求的目光，不得不斟词酌句地说：“你儿子，想加入红卫兵。”
“我知道，我儿子一向追求进步。”
“但你们这种家庭，你明白的。”
“可我是我，我儿子是小娃儿嘛。况且他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受的都是革命教育。”
“是的，他在学校从来都很积极。长年坚持打扫教室，干劳动总是挑最重的干，红卫兵贴大字报，他熬糨糊，一桶一桶地送。有一天红卫兵要把大标语刷到百货大楼的墙上，叫他把糨糊送到临时架的梯子上，结果梯子倒了……”
“我儿子、摔伤没有？”
“还好。只是手摔断了，不过已经接上了。你放心。”
“这小子……”
“那些红卫兵还是不要他。”
“哦……”
“有一天，他把你的一包国民党反动派的奖章交给学校了。你怎么还藏得有那些东西？自己招祸啊！”
赵广陵五雷轰顶，身上的骨头就像瞬间被抽走了一样，瘫倒在地。
夏老师只能痛苦地叹了口气：“这么大的运动嘛，娃娃要进步……”
报应！他相信当年郑霁被告知是被自己的老长官告发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郑霁被枪毙时全体犯人都被拉去法场接受教育，赵广陵那时已经释放留队。他情愿那一天永远被忘记，情愿那是一场噩梦。郑霁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他们留队人员的方队时，这个家伙瞪圆了眼睛在人群中找赵广陵，那凶狠的目光就像追逐着仇敌狂乱扫射的机枪子弹。如果不是他的嘴被塞着，也许他会大喊大叫——天知道他会叫嚷些什么来？赵广陵第一次被一个人的眼光击倒，第一次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尽管他一千次一万次地告诉过自己：这是为闻一多先生报仇！这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可是为什么伸张一次正义，却要出卖自己的仁义？这些年来，郑霁总是在赵广陵的噩梦中说，生死兄弟，仁义为重。枪毙郑霁前刚下过一场大雨，刑场的草地上还有积水。尸身湿淋淋的郑霁和几个死刑犯曝尸一天，让犯人们和参加公判大会的人们排队参观。有人往那些尸体上扔烂水果、西瓜皮、甚至拳头大的石头，还有胆子大的人上去踢上几脚，以示自己的勇敢和革命。赵广陵那天主动要求去替郑霁收尸，因为他被枪毙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这个贵州人，从抗战时起就在云南漂泊，跟随赵广陵打日本人，追随国民党当宪兵特务。1949年以后，不知道他在哪里混，也不知道他如何落的网。“你投错了胎。”赵广陵在为郑霁挖坑时说。他只找到一张草席把郑霁裹了，小心放进墓坑。那时他看见郑霁的眼睛还怒视着他，赵广陵试图给他合上，可他左抹右揉的，那怒目圆睁的眼睛就是闭不上。在死人堆里滚打过的赵广陵，这次却害怕了。他慌慌张张地把郑霁埋了，连坟头都垒得不成个样子。他像干了一件坏事一般“逃离现场”，但又忍不住再回头望。这一望让他魂飞魄散，小三子的一只脚竟然蹬出了坟外！仿佛马上就要追出来。赵广陵“扑通”一声跪下了。远远地哀求道：小三子，是债都要还，你我都一样。你被枪毙了，死了，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去那边找我们从前的那些兄弟吧。但那只脚还露在坟外面，五个脚趾分得开开的，直直的，在凄冷的夜风中好像还在悠悠摇晃，嘲讽他的胆怯，斥责他的不仁不义。赵广陵的鬼火也起来了，怒喝一声：小三子，你要干啥子？不认我这个老长官了嗦？给老子滚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