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云麾勋章（交代材料之四）（第3/5页）

约翰博士似乎有足够的耐心，他像个唠叨的老年人，又像个慈祥的父亲——其实他大不了我几岁。他不断地说我是医院里所有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说我在战场上如何如何勇敢，有的军人在战场上被子弹穿了个窟窿，就会像一个被戳破了的充气娃娃；而我浑身破烂不堪，却依然是医院里最有风度气质的军官。说我一定是个贵族子弟，有教养、有礼貌、讲清洁，英文一流，还带着可贵的牛津腔；他们曾经猜测我可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也可能毕业于西点军校，或者是两种大学的混合体。因为据他们所知，一个中国军官不可能像我这样有学识涵养，而一个投笔从戎的学生哥又不会像我这样有军人气质。还说我在女士们面前彬彬有礼，刚能下床走路身板就挺得笔直，尽管这会扯动伤口，谁都没有听到我叫唤一声；说我的眼神既充满善意又很敏锐，当它不小心落在珍妮小姐微微露出乳沟的胸脯上时，会很自觉地挪开——他怎么知道的？还说我有东方人的善良聪慧，又有西方人的仪态和直率。那一大通赞美，仿佛我是国军中的Model(楷模)。

但我就是不跟他啰嗦。

一天，约翰博士带来一个办公桌那样大的沙盘，说：“嗨，廖，我们来玩个儿时的游戏吧。”那个沙盘估计至少费了他一周的工夫，有一个城堡和城墙，上面有卫兵和一个贵族小姐。城堡下有护城河和一片开阔地，还有一个像巧克力糖人儿的持剑骑士。约翰先生说：“廖，你想怎样玩？”

我看着他那双恳求的眼睛，把那个巧克力骑士摁倒了，然后倒头就睡，不再理他。

第二天约翰博士又来了，还是那个沙盘，但城堡上换成了一个将军和卫士，城堡下的骑士身后仿佛有一个兵团的士兵。那个骑士的造型跟昨天的姿态又不一样，既有上马擒贼的气概，又有下马赋诗的优雅。

真是令我讨厌。我调转了那个娘娘腔骑士的方向，让他的马屁股冲着城堡上的将军。

冯特、巴甫洛夫、弗洛伊德、荣格、华生这些从约翰博士嘴里蹦出来的名字，有些人的书我读过，有些则只是听说过。比如说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上大学时我的先生们偶尔有提起过。记得是学贯中西的闻一多先生，他分析《诗经》时就提到了弗洛伊德，说《诗经》里的许多歌谣是在爱欲驱使下产生的，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可以说《诗经》是部“淫诗”，把听课的女生们都羞得脸红。当时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对西方的精神分析说也了解不深，听得似懂非懂。而一生勤奋的巴甫洛夫，我还记得他临终前对前去探访的人说的那句名言：“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忙着死亡。”

我不忙了，我的“无脸”人生将会很长很长，可谁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活下去？我很想对每天头发梳理得油光可鉴、衣冠楚楚的约翰博士说，别他妈啰嗦啦。老子们正忙着死亡。我们中国人的命没有你们美国人那么高贵，啥心理不心理的，你换了我试试看？要不是看在你们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我真想跟你们不客气了。

1945年快要过年时，从前线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滇西大举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和由史迪威将军指挥、从印度打回来的驻印度远征军，元月21日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这意味着滇西战场的完美收官。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第一次被中国军队武力赶出国境，我在离昆明城十多公里的医院里都能听到城里彻夜不停的欢庆鞭炮。美军女护士们和每一个中国伤兵拥抱，报纸上都是部队乘胜追击的消息。“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回家啦。”这是医院里的美国人欢快谈论的话题。珍妮小姐每天都在给自己在欧洲战场上的男朋友写信，早晨看看她进病房的表情就可知道她有没有收到情书。她总会把一些热辣辣的片段念给我听，不管是她写的还是她的那个炮兵中士写来的。欧洲战场看来形势大好，咱们中国战场这边，眼下还只有滇缅战场的完美胜利。中东部地区，日本鬼子还在横行无阻，从河南一直打到桂林，日本人的铁骑甚至一度冲到贵州独山。我们回家的路还很漫长。

这年的正月初二，医院里的中国伤兵还在过年的喜庆中，昆明的市民们劳军送来的水饺还没有吃完。我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滇西战役远征军阵亡官佐的名录，一个让我泪如泉涌的名字赫然出现：

赵岑，上尉连长；阵亡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十九日；阵亡地点：畹町芒撒。

我再次失态，号啕大哭。比知道自己被毁了容更为悲恸。毁掉一张脸算什么，断一只手算什么，少一条腿又算什么，你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没有了，那才是人生万劫不复的灾难。

我再次像死人一般躺在病床上，不听医嘱，不吃东西，不说话。

滇池边梨花盛开的一个下午，我独自坐在医院外面的台阶上望着烟波浩渺的滇池发呆，自从能自如走动后，我常常来这里一坐到天黑。这时我看见两辆美式吉普开进医院，车上跳下来一个高阶军官和几个随从。一会儿珍妮小姐就气喘吁吁地跑来叫我，说有个将军来看你，快跟我回去。

是远征军第8军的李弥军长，他因松山战役有功，从少将副军长升为中将军长了。我在医院里听说当我负伤后，是李弥将军命令副官用他的吉普车把我连夜从松山战场送到保山的飞虎队机场。李弥将军的命令是：带上两挺机枪，必要时你就是用机枪开路，也要给老子把这个兄弟送上飞机。当时美军已经开始用飞机为中国军队抢运伤员，那是八年抗战中最为幸运的一批伤员了。但在1944年夏季，滇西三大战役——腾冲收复战、松山攻击战和龙陵战役先后打响，伤亡实在太大。能搭上飞机送到后方医院的都是幸运者，伤势重的，官阶高的，可优先抢运。李弥军长的副官后来真的在机场用机枪逼停了就要起飞的C-54运输机，强行给我找了个位置，不然我就死在前线了。

面对救命恩人，我依然提不起精神来，但李弥军长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情绪，他很忙，只是抽空来看我的。他拍着我的肩说：

“兄弟，好好养伤，痊愈后到我的第8军干吧。你的71军也已经打残了，我的第8军正在宜良整编。我等你，现在我就升你当少校营长。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完哩，你可得抓紧。”

“军长，我的战争结束了。”我低声说。

李弥军长说了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作为一名军人，他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忽然很诡秘地问身边的副官，“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副官马上跑出去了，片刻回来报告说：“军长，一切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