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尔达·梅厄（第8/11页）

法：梅厄夫人，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士们对您的这种反应一定会高兴的。

梅：您指的是那些烧掉乳罩，衣服穿得不成样子，憎恨男人的疯子吗？这些人是疯子，疯子。这种疯子们认为怀孕是坏事，生孩子是灾祸，怎能接受她们的这些观点呢？要知道这正是我们女人比男人多享受到的一种特权！女权主义……您听我说：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妇女组织。当我加入犹太民族复兴主义劳工组织时，那里只有两个女人。我的同志90%以上是男人。我在男人当中生活和工作了一辈子。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这个事实，从来没有——我说的是从来没有——成为我的障碍，从来没有使我感到不自在，感到低人一等。男人们一直待我很好。

法：您的意思是，与女人比，您更喜欢男人？

梅：不，我说的是我没有因为是女人而受男人的气。我说的是男人们没有优待我，但也没有给我制造困难。我是幸运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具有与我同样的经历。但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经历不能证明这些疯女人是有道理的。我只同意她们的一个观点，即：女人必须比男人能干得多才能取得成功，无论是从事一种职业，还是献身于政治，都是如此。在我们的议会里妇女很少，这点使我很不安。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相反，常常比他们能干得多。因此，对女人还有这么多保留和不公正是可笑的。例如在准备候选人名单时，只限于考虑男人。但这都是男人的过错吗？难道女人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法：梅厄夫人，您刚才说一个女人要取得成功，她必须比男人能干得多。这是否意味着做女人要比做男人更难？

梅：是的，当然是的。更困难，更劳累，更费力。这不一定是男人的过错，我想是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事实上，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抚养孩子也是女人的事。当一个女人不仅要生孩子，抚养孩子……还要工作，要干点什么……唉，那就难了。难得很，难得很。这一点我有个人的体会。当你在外面工作时，你常常要惦记着留在家里的孩子们；而当你在家里时，你又会想起你所负责的工作。这必然增加了你心理上的负担，从而使你心神不定。除非你生活在集体农庄里，那里的生活就是根据你既要劳动又要生孩子的两种需要安排的。如果不是生活在农庄里，你就得疲于奔命，把自己劈成两半，忍受苦恼……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反映于家庭的结构。特别是当你的丈夫与你不同，不是一个“社会动物”时，他对于同一个到处活动、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妻子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会感到不满……随之，冲突必将发生，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的解体，就像我的情况那样。是的，我为了获得今夫，付出了代价。

法：梅厄夫人，在哪些方面？

梅：痛苦！我的孩子的幼年由于我而充满痛苦。我经常扔下他们，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尽管我知道我应该那样做，我也希望自己那样做。每当我头痛而不能去工作时，孩子们是那样高兴，他们跳跃、嬉笑、歌唱：“妈妈待在家里！妈妈头痛了！”直至今天，萨拉和梅纳希姆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自己也有了子女，我仍然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得老老实实地说，我曾问自己：“果尔达，你不为自己这样对待他们感到内疚吗？”不，因为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也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而不像一般人的生活那样平庸。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在家庭这个小天地长大的。他们认识重要的人物，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参加重要的活动。如果您找他们谈话，他们会肯定这个事实。他们会对您说：“是的，妈妈太不关心我们了。她经常不在家，还有她的政治活动、她的漫不经心，都使我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并不抱怨她，因为她也给了我们许多别的妈妈不能给的东西！”您知道，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非常自豪……那是1948年，在我们抗击英国人时期，参加抗英团体的青年们晚上到街上去张贴传单，我的女儿也参加了，但她不知道传单是我写的。一天，她对我说：“妈妈，今天晚上我要晚一点回来，也许不回来。”“为什么？”我吃了一惊，问道。“妈妈，我不能告诉你。”说着，她夹了一包东西走了。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清楚那包东西是什么，晚上出去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为了等萨拉，也由于担心她会出事，我一夜没有合眼，但同时我为她的行动而感到自豪！

法：梅厄夫人，对您的丈夫，您是否也像对孩子那样感到内疚呢？

梅：我们不谈这个……我不想谈他……我从来不谈他……好吧，让我试着谈吧。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有学问，性情温存，善良。他各方面都很好，但他只关心家庭、音乐和书籍。虽然也注意社会问题，但他对家庭的关心超过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我与他一贯地截然相反。只有家庭的幸福，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必须从事我所从事的工作！否则我会觉得自己是可耻的和不诚实的，会陷入忧郁和苦闷之中……我15岁时认识我的丈夫，我们很快结了婚。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音乐和诗歌。但是，我天生不是只满足于音乐、诗歌和……他要求我待在家里，把政治扔掉。而我总是不在家，总是搞政治。当然我对他也怀歉意……我也使他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到以色列来，是因为我要来。他到农庄去，是因为我要去。他过着一种他难以适应的生活，是因为我少不了这种生活……这是一场悲剧，一场大悲剧。因为，我再重复一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如果同一个与我不同的女人结合，一定会很幸福。

法：您是否曾为了适应他的需要并使他高兴而作过努力？

梅：为了他，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牺牲，即放弃了农庄生活。要知道，以色列的农庄是我最喜欢的事物。我喜欢农庄里的一切：体力劳动，同志间的感情，艰苦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农庄在杰斯黎尔山谷，起初那里只有沼泽和沙子，但是很快就变成了种满橘子树和其他果树的花园。只要看看这些我就高兴，并愿意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可是他却无法忍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体力上，他都无法适应。他不习惯与别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他的身体无法适应沉重的劳动和那里的气候，他也不愿意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他的个性太强，太内向，太脆弱。他病了……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回到城市，回到特拉维夫。直到今天，这件事还像针一样刺痛着我。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但是我忍受了，因为我以为回到城里，我们的家庭会变得平静和融洽些，但结果不是这样。1938年，我们分居了。他于195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