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8/10页）

法：在这一美好的结合中，其他人，例如社会党人怎么办？

阿：我赞同社会党参加，因为有一个使社会党没有陷入全盘错误的社会党基层，它的忠诚在意大利是很杰出的。尽管有这样的忠实，社会党人还是从19%下降到10%，加上社会民主党的5%，共占15%。社会党的总体将由我们去使它窒息呢，还是让它经历几代后自行消亡？如果社会党参加历史性妥协，那再好也没有。他们能起联系和调解作用，因为他们表达的是既非共产党也非天民党的见解。但是他们是否参加历史性妥协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他们。要是他们继续吵架，闹分裂……您知道我可以根据第一手材料写社会党的分裂史吗？第一手材料！根据到我这里来向我发泄和倾诉的社会党人所讲的事……简直是部没完没了、毫无道理的吵架史。您说社会党里有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即巴枯宁[22]分子。我们共产党人中也有巴枯宁分子！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到处都有，或者几乎到处都有。可是我们共产党人能抵消他们的作用，至少能吸取他们好的一面，也就是自由意志论方面。我主张发扬共产党的自由意志论成分。暂且不说无政府主义运动曾是件大事，但不能忘记他的精神仍留在我们这里。试想，甚至共产党在意大利也不能实行专制领导。但发扬它和忍受它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法：请听，阿门多拉，不是我没有耐心等待，相反，我以为你们越推迟作出结合的决定越好。但天民党一共产党的姻缘究竟何时实现？

阿：谁知道，据我所知，某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可是……实现的时间往往取决于偶然事件和戏剧性的次要事件。总之，这不是按部就班所能实现的事情，需要……我不知怎么说……

法：要一种强力的外因？

阿：也许是的，例如发生法西斯威胁或者经济恶化，或者两者一起发生。经济危机始于越南战争，即发生了美元贬值，贸易混乱，美欧关系变化……要是不对世界货币与贸易进行整顿，我们将面临一个长期的经济不稳定时期，阶级斗争也将随之激化。要是危机加重，统治阶级将设法把困难转嫁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劳动人民的身上，后者必将反抗，而至今一直生活得不错的小资产阶级也会反抗。小资产阶级不会轻易放弃它的既得利益，因此动员他们起来反民主是很容易的。历史告诉我们，法西斯的阴谋诡计总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法西斯的威胁成为现实，那么，天民党内主张共和与反法西斯的人就会作出反应，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历史性妥协。

法：我提一个向所有人都提的问题：您是正在谈论发生政变的问题？

阿：发生政变往往有国际基础。要是只靠内部力量在意大利发动一次政变，我预计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内部力量并不独自行事而是以外国力量为依据。我并不影射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各种矛盾力量在发展……我指的是与一般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外国力量……究竟为什么找不到丰塔纳广场事件[23]的罪魁祸首？为什么搞不清楚谁愿意制造菲乌米奇诺事件？佩尔蒂尼也说这些事，对吗？天晓得！只有我们这些反法西斯主义老战士才有这样的敏感性，我们才到处嗅出法西斯主义的臭味，我们才会充分估计法西斯的危险，因为我们曾目睹法西斯主义的诞生，而且我们在法西斯统治下生活过。我们有责任把某些不安告诉别人。我一点也不喜欢目前地中海的形势！在地中海，专制政权太多了。意大利是该地区唯一的民主半岛，也许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可以说是政治文化最活跃的国家。有的人可能讨厌这一点。是的，意大利是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得最多的国家，那里形势紧张，参加政治斗争的人也多，这一点使那些想以某种方式控制地中海的人感到不安。在意大利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是与世界形势、欧洲安全问题，尤其是地中海安全密切相关的。危险是存在的，是的，是存在的。

法：若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能力自卫吗？

阿：我的回答是：对于这样的事情不能等到最后时刻才进行斗争。要是今晚他们来抓我，他们能在家里找到我。我不喜欢在家门口设保镖，也不喜欢保镖在街上护卫我，要是他们突然逮捕我们，我们将难以自卫。因为工人领袖一旦被消除，工人被砍头的趋势也就难以阻挡。可是我要补充的是，无论在智利还是在希腊，政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预先发出警告，不要等到迫不得已时才实行自卫。请注意，发动政变需要军队，我没有任何理由对意大利军队的忠诚表示怀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正在司法部门和军队里大显身手。但是军队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联系的，且外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和意大利的秘密情报机构互相勾结，这种勾结是现实的。例如，电话窃听使我不安，它表明我们的国家已控制不了一些秘密机构。我讲明白了吗？对于它的实际效果我倒不太担心。能想象他们窃听到的只是许多人的杂乱无章的讲话吗？他们从偷听我的妻子和岳母间的口角中能得到什么呢？从偷听我的家里人的对话中能得到什么呢？意大利人也变得老练了，他们不愿让人家知道的事就不在电话里讲。但是，五千部、一万部或两万部受控制的电话使我担忧，因为这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受国家雇佣的庞大组织，因而是政变的工具。这是对自由的威胁。

法：对不起，阿门多拉，现在我要跟你讲点使你为难的事情。我们已谈了数小时的民主和自由，我敢发誓我承认您个人是相信民主和自由的，您的生活经历已证明了这一点。您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人对自由总是有保留的。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没有自由，你们的模式始终是苏联的模式，它肯定不是自由的象征。那么，我们怎么看呢？

阿：且慢，讲苏联模式并不确切。苏联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它不同于意大利的现实。不管怎样，您寻求的自由保障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赞同的。我首先承认，当我们说要尊重自由时，有人可以不相信……我们的生活和证据只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自由的真正保障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提供的。我们是一个不能容忍任何限制的国家。近30年来意大利生活在自由中，使她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因而要捍卫它，而且没有人会认为在意大利能独家搞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只有通过自由、多政党和各种力量的参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是根据客观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教条主义的逻辑推理。我已说过，我们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才搞改革，而是因为改革是一种需要。我已说过，人们或者许多人可以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可是，难道能接受所谓我们党内缺少自由的说法吗？即使在突出陶里亚蒂个人的那些年代里，也总有共产党员提出一些傲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别的党看来简直是失礼！近20年来，意大利人民受到自由的熏陶……我说的是意大利，但不仅意大利，我应该说英国、法国、德国，总之整个西欧，那里的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有了自由的实践，例如，他们有罢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