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9/10页）

法：得了。

阿：我同意现在有滥用罢工的现象，事实上我们是这样说的。但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其他阶层的劳动者滥用罢工。我认为某些基本服务部门，例如医院应该到万不得已才采取罢工的做法，应该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而不能做与此相反的事。今天工团主义[24]对罢工起着破坏作用。需要有更多的自我约束力，更高的政治觉悟。要是工会运动没有政治意识，就会陷入工团主义，各人自行其是，国家就会崩溃。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干预，我的回答是：“亲爱的先生们，你们一直指责我们不愿建立独立工会，现在有了独立工会，你们却要我们干预，不能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只能说，我们认为有些罢工是不合适的。”事情也正是如此。过去他们谴责我们利用工会进行阶级斗争，尽管我认为我们并不这样，但应该承认，在旧的工会主义里确实存在着党的影响。今天这样的情况已不存在，今天工会的团结是坚强的，工会已经成熟，人们却抱怨我们做得不合适。耐心点！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合适的事。我不同意那些人说“意大利受工会指挥”。是的，工会对政党产生影响，但是政党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不是政党，谁代表普选？如果不是政党，谁决定国家生活的路线？如果不是政党，谁在议会制订法律？请听着，我对今天的意大利并不作否定的评价。

法：不否定吗？

阿：不，不否定。

法：您越来越使我吃惊，阿门多拉。是的，你们不愿再让人害怕，你们也不再是过去的你们。但是这样就能说今天的意大利已经行了吗？也许这是对你们所属的政治阶级的错误佯作不知的一种方式？

阿：这里不存在一个政治阶级。这是从美国社会学引入意大利的一个概念。我属于一个从未参政的政党，我不能与那些执政的人，那些在意大利发号施令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人混杂在一起。我的唯一责任是没有取得成功，即没有能改变现状。很明显，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能实现国家所需要的政治转折。很明显，我们没有能在意大利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是国家不要社会主义革命，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国家赞同天民党是我们的过错吗？社会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有时也有社会党人，总之，中左力量让天民党当主角难道也是我们的过错？然而，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今天意大利的评价不是否定的。

法：作为一个反对派的代表，这样讲是严重的。

阿：请注意，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今天生活得这样好，至少过去一直过着比今天更糟的日子。他们一直生活在更糟的条件下，吃得也更少。我年幼时，卢卡尼亚地区每人每年消费一公斤肉，今天的消费量是三四十公斤。我年幼时，卡普里岛的妇女光脚走路，背着一袋袋的煤走山路。今天在南方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穿着鞋。上学的人也多了。他们学习得并不好，但还是上学了。我参加大会时再也遇不到1945年那不勒斯发生的情况，大多数与会者都是目不识丁的工人。至于自由我们也扩大了，现在还没有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自由，但是我们说实话，意大利过去从未有过这么广泛的自由。当然，这样的自由是争取来的，而不是别人施舍的。但是自由还是有的。有人甚至说，这里自由过分了，游行队伍影响了交通。也许是这样。我宁愿现在这样的情况而不愿法西斯时代的坟墓，不是吗？改革是必要的，但我已作了说明，改革是出于进步的需要，而不是不要进步。目前的危机正是由于进步引起的，是由于国家在前进，在变革。关于这一点年轻人开始抗议，埋怨我为我的一代人辩护。我的回答是：对的，我是为它辩护，否则我该说我们虚度了一生。我不是说一切都完成了，我说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一部分工作，如果你们觉得不够——况且你们觉得不够也是对的——那么不够的部分就由你们去干吧！向年轻人交班不是自然规律吗？或许我们老年人有点儿过分满足于我们已干的事，而你们不满意。如果你们不满意，那么你们就要干得好些。特雷韦斯曾对我说：“我们是败北者，你去寻找你的出路吧。”我不会对你们说这样的话。不，我们不是败北者！我深信并捍卫我的立场！总结这一生的斗争，我可以坦率地说，总的情况是不错的，我以此来结束我的讲话。

法：阿门多拉阁下，感谢您并再次祝贺您。我读您的作品不感到厌烦，我听您讲话也不厌烦，相反，我感到有趣。现在唯一使我担心的是如何提醒意大利人做好穿马口铁裤衩的准备。当执拗的天民党人与你们清教徒式的共产党人结成历史性妥协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又算得了什么呢！

1974年1月于罗马

[1]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 1903—1944），墨索里尼女婿，墨索里尼政府外交大臣。1943年参与推翻墨索里尼的活动，1944年被墨索里尼以叛国罪处决。

[2]路易吉·隆哥（Luigi Longo, 1900—1980），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64年陶里亚蒂逝世后，接任意共中央总书记。1972年当选意共中央主席。

[3]毛罗·斯科奇马罗（Mauro Scoccimarro, 1895—1972），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曾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二战中在罗马领导意共武装开展地下抵抗运动，先后被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和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二战后历选为众议员、参议员和参议院副议长。

[4]1944年3月24日，罗马的“爱国行动小组”在拉塞腊大街闹市区袭击了纳粹德国的一个纵队，33名德军士兵丧生。事后，德军宣称一个德国人的命要用十个意大利人来偿还，在罗马郊外阿尔德阿蒂内的沟坑里屠杀了335名意大利人。

[5]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 1892—1957），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二战后担任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

[6]彼得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 1871—1956），意大利陆军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利比亚总督、侵埃（塞俄比亚）意军总司令、埃塞俄比亚总督。1943年7月参加推翻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政变，出任新政府总理。同年9月宣布无条件投降。

[7]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意大利反法西斯各政党的联合领导机构。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天主教民主党等政党在罗马成立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博诺米任主席，领导人民展开反对德国占领军和墨索里尼傀儡政权的斗争。意大利光复后逐渐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