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7/10页)
阿:人家跟我这样说时,我的回答是,你们对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理解的?当然今天我们不去扔炸弹。过去由于需要,我们进行了武装斗争,我希望再也不需要了。没有比武装斗争更残酷的事情了,我们再也不愿搞了。再说,也应该看到,我们过去从事武装斗争,是以密切联系群众为基础的;要是没有群众的赞同,只是少数脱离群众的人搞武装斗争,那是政治冒险主义的行动。我们也曾被指责为政治冒险主义,然而我们是得到人民赞同的:我们扔炸弹时,人民掩护我们,工人以总罢工来支持我们。有些小伙子是非常喜欢武装斗争的……我不是说像菲乌米奇诺发生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事件,显然搞那种事件是挑衅。我讲的是像消灭卡雷罗·布兰科[21]这样的严肃事件。某些事情应该由那些接受了后果的人来做恰如其分的评价,我再重复一遍,不然就会成为小集团的冒险行为。
法:您这样说使人感到很奇怪,正是您组织了拉塞腊大街的谋害事件,据说,您对……感到作呕。
阿:作呕不是正确的语言,因为武装斗争代表着一个崇高、神圣的时刻。但是肯定地说,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方式使双方遭受的痛苦太大,应该尽力避免采用这种方式。当我想起那些充当狙击手的青年法西斯分子在都灵采取自杀性行动,即向我们开枪时……啊,多么难受!他们不是强盗,他们还是一些孩子,自以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要消灭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件比抵抗运动更惨的事。请注意,有些结论是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得到的。我认为,政策是知识的结晶,而且是知识的最美的体现,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和思索过程。缺乏这样的过程的政策将是糟糕的政策。我认为,我和隆哥的争论是正常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争论到一定的时候就必须对问题进行研究和思索,如果不……当政策真正是知识的结晶时,它就可以用来分析很多事情。
法:或者说可以解释许多事情。阿门多拉,我们是否来谈谈历史性妥协?
阿:根据我的看法,历史性妥协的深刻根源来自抵抗运动。我这样说不是考虑到德加斯贝利、斯科奇罗马和南尼的会晤,尽管那次会晤也是重要的。我讲的是具有巨大力量的抵抗运动:官兵为了不遭袭击躲进丛林,工人为了不被逮捕上了山,农民帮助工人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牛……在这般巨大的力量里,你怎能区分红色游击队和白色游击队呢?天民党在艾米利亚和威尼托大区有几支游击队,可是在加里波第支队里也有天民党人和教区神甫,也有不是共产党人的爱国者。在激烈的战争中,一种我们与天民党人结合的思想成熟起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在都灵,共产党、社会党、天民党签署了使行动党人大为恼火的协议,也并非偶然。那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协议。三党联合几乎都发生在北方和第一届德加斯贝利共和政府中,这不是偶然的,关于三党联合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德加斯贝利不是谈论“基督与人道主义和非宗教团结一致”吗?冷战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这种言论中止了。在都灵,当社会党人同天民党接近时,陶里亚蒂说:“好极了。你们这样走下去,对我们是帮助。只要你们与我们保持接触,好极了。”这是他公开说的话。后来关系破裂是因为南尼一反常态,想孤立我们,单独与天民党搞协议。陶里亚蒂并不反对中左联合,但反对那种中左联合。现在……
法:请听,阿门多拉:把天民党人说成是抵抗运动的样板似乎有点勉强,撇开这点不说……这种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
阿:我刚才正说,现在10年已经过去,国家发生了危机,要是不采用左翼民主替代的办法怎么能解决这场危机呢?我做过统计,在意大利政坛的力量对比中,整个左派从来没有超过44%,而且这44%当中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他们是不愿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所以不是清一色的44%。我们和社会党加在一起则从未超过32%或33%。自1946年以来,两个加数有过变化,但总数始终不变。至于天民党则仍然维持一支与1946年时不相上下的力量,在35%至37%之间,只在1948年4月18日那次选举中例外地获得48%的选票,但这是唯一的一次,对天民党人来说在那以后这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结果是,我们与天民党较量了25年,这种较量损害了国家。尽管双方都有曲折和反复,尽管我们从19%上升到27%,他们从48%下降到37%,但作为这种较量的基础,力量对比依然如故。较量还没有停止,但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使国家继续受到损害。由此产生了结合的必要性。
法:结合呢还是共同组成政府?
阿:我们谈历史性妥协并不是说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政府。所谓历史性妥协是一种政策,它将导致反对派和多数派之间新的关系的形成,也可以说,它将形成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多数派。共产党是否参政是次要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陶里亚蒂所称的“政府区域”,即共产党人作为一种负有责任的力量出现在区域里。进入政府区域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地盘,在那里由于我们的力量,我们对某些决定是负有共同责任的。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应该达到的大的战略目标下,我们与天民党之间建立的新关系的具体形式是次要的。我们不排斥参加政府,但我们不把参加政府作为一种条件。我们也可以去尽参加政府的责任,但要是别人讲闲话,我们不参加也并不感到可惜。我们不在乎部长肥缺,我们关心的是能及时地发表意见,作出贡献。这样的情况正在出现,但太少了。换言之,我们说,既然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能干些什么吗?我称它为“利用雨伞”,因为他们常说:“宁愿受雨淋,也不接受共产党的雨伞。”现在该作这样的回答了:“请注意,共产党的雨伞是可用的。”
法:你们谈到天民党时,是指整个天民党还是指天民党的左翼?
阿:关于这一点,确实前后有所不同。我们最初考虑的是整个天民党,后来曾经考虑那些可能从天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天民党人,最后仍然回到整个天民党。我们曾经认为阶级合作论的危机可能像法国那样导致天民党的分裂。可是天民党却保持了团结,内部冲突和多派别反而使它获得好处。自然我从没有依靠宗教界中的不同意见者,某些现象反映了困难,但不是政治问题。现在我们对问题的兴趣已经减少了。天民党应该懂得不能轻率地从向右开门转为向左开门,从中右联合转为中左联合。我们只支持它面向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