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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一些品质，但汤姆·威克在《纽约时报》的早期成功主要在于运气，在于他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尽管许多年轻时就大有成就的记者一般说来也许都是这样，但这尤其符合威克的情况：他加入《纽约时报》恰恰是在该报发生革命之前，他加入赖斯顿的分社又恰恰及时适合了肯尼迪时代的早期激动和随之而来的戏剧性场面，他碰巧是华盛顿新闻界里和肯尼迪一起到达拉斯旅行的《纽约时报》的唯一记者。威克关于刺杀肯尼迪的报道在1963年11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占了一版还多，这是报道和写作上一个杰出的成就。他在混乱中搜集事实，回忆他一生中最混乱的这一天，充满了绝望、痛苦和怀疑，然后通过电话传到纽约，并且以一种充满感情的连续不断的声音口授了这篇报道。

威克这一天没有打算带笔记本，所以他在关于肯尼迪到得克萨斯两天旅行期间的油印宣传材料的背面潦草地写下他的观察和事实。今天这些笔记中的许多内容是威克本人都无法读懂的，但在11月22日它们对他来说就像打印稿一样，是清清楚楚的。在达拉斯机场的新闻编辑室里，他和其他记者写自己的报道，他是带着他的打印机和手提箱大步奔跑了半英里路后到达那里的，途中还跳过了路边的一个篱笆。他差不多完全记住了在肯尼迪遭枪击后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但对此前发生的事情却记得相对少些。威克当时在总统的车队里乘坐的是一辆新闻公共车，但他已记不得是哪一辆了。在肯尼迪遭枪击时，威克没有听到枪声，但公共车上的另一位记者注意到，排在大约第十辆车之前的总统的轿车迅速地开跑了。

新闻车继续以游行的速度行进。但事情很快开始起了变化：威克注意到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跳上路边的台阶，下了车，开始跑过来。沿着路边排成行等着见总统一面的人群似乎有些混乱。新闻车停在了肯尼迪准备向人们发表讲话的地方。威克注意到人们飞快地转身传递着什么消息，他真正见识了谣言的传播，这让他想起风掠过麦田的情景。后来一个陌生人抓住他的胳膊问道：“总统遭枪击了？”“我想不会，”威克说，“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威克和其他记者，大约有35人，走向他们准备听肯尼迪讲话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记者带着消息跑来，接着所有的记者都跑起来了。他们跳上了新闻车，这辆车把他们带到了帕克兰医院。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记者们开始把细节汇集起来——目击者的描述，医疗报告，白宫发言人的话。一个新闻工作者回忆说，他曾听到了枪声。一个达拉斯的电视记者描述说，他曾看到有人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五六层的窗口撤走一支步枪。有真实的，半真实的，错误的，想象的，传闻的，第二手的叙述，甚至第三手的叙述——所有这些东西都自由地传递给记者，并且在他们中间流传，根本没有时间核对这些叙述是事实还是猜测。威克和其他记者不得不靠自己的本能，靠他们积累的全部经验，靠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来行事，这是优秀的记者在危机中形成并能利用的一种特殊感觉。在这场危机中，威克的本能对他是很有用的。

也许威克这一天在达拉斯的报道、一个下午的工作，将比他曾写过的或将写作的任何小说、剧本、文章或新闻报道都存活得更久。不是说他拿出了一个杰作，他并没有。他以前报道得也不错，写得更好。但达拉斯的考验不同于其他任何考验。它是那种能在几个小时内造就或毁掉《纽约时报》记者一生职业的任务。威克是在为历史写下这一天，他的报道上了头版，以双倍的篇幅展开，文章用的字号比通常用的更大，他的署名也是这样。这一期的《纽约时报》在以后的任何一天也不会被读者扔掉，它是收藏家的一项珍品。它会被几百个或许几千个读者所保存。他们会在顶楼或密室里储藏它几十年，并且会把它作为家庭的传家宝或纪念物传下去，或者是当作一种模糊的证据，证明他们活着的某一天有位总统遭枪击了。

即使威克的报道有重大的错误——实际上没有——这些错误也会保存下来，在威克的同事中贬低威克，但更多地是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中贬低它。《纽约时报》的读者不仅仅是那一天看到这个报道的上百万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半个世纪后读到它的人，有学生和历史学家，他们会不断地把它变成微缩照片。

人们指望《纽约时报》采访这种事件，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像世界上没有其他报纸一样。这种期望既是依据于《纽约时报》作为记录性报纸的传统义务，也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纽约时报》有碰见任何紧急事件的便利条件——它有庞大的记者队伍，有着在白宫两翼候补的多余的人；它有许多编辑人员，加工改写人员，无数的资料室职员，这种组合使得多版面的报纸能够迅速得到处理、检查，并辅之以背景或不太重要的资料；它的大量资金能够支持任何通讯和旅行的开销；它的编辑梯队，尽管在消息属于常规性的时候有时彼此摩擦，但他们在危机期间却能被塑造成一支非常协调的团队；最后同队伍的混合物混合起来的，是统治家族看不见的力量，即奥克斯的幽灵。

许多年前，为一次大型采访，《纽约时报》很好地组织起了一个工作队。第二天编辑们在会议室里坐成一圈，彼此祝贺。但阿道夫·奥克斯，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坐着，说他在另一家报纸上读到了一个事情，却被《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忽视了。一个编辑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又说《纽约时报》已经发表了几次重要的消息，都是其他报纸没有刊登的。对此，奥克斯的反应是怒目而视。他回答说：“我想要《纽约时报》报道所有事实。”

正是这种思维，在《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思想变化和畏难情绪，也产生了对其他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任务。几年内《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职员每天都要细看报纸，计算每项体育运动的分数，査看每一个讣告，确保《纽约时报》报道了所有事实，或起码比别家报纸更全面。晚上，《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来回踱步等着送稿生[注：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报社中负责替人跑腿、递送文稿等初级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进而进入记者、编辑队伍。]带来刚出版的其他报纸，生怕这些报纸会有一件事或一些事实在《纽约时报》上没有发表。汤姆·威克从达拉斯传来他的报道，一次两页。他在达拉斯机场的台阶上跑上跑下，每一次都要穿越一个候机室进一个公共电话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总能及时找到一个电话亭或一条通向纽约的线路。《纽约时报》的主要兴趣不是威克的散文风格——而是作者是不是全部占有事实，正确地占有事实，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日子里显得太琐碎的事情。例如，总统车队路经的一些街道的名称；开枪地点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是一座出租出去的国有建筑；目击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继任总统时具体站在什么地方；主持仪式的法官叫什么名字、何时任的职；主持肯尼迪临终仪式的两位神父叫什么名字；声称看到这一或那一事实的目击者是什么身份；还有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以及所有在达拉斯这个漫长的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威克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是在盲目地写作。他是在感觉事实，是受本能驱使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全部报道，共106段，然而这些段落中只有一段多一点儿描述了威克亲眼所见的事情。这是在医院的紧急入口处附近威克和其他记者站在一起时发生的，当时肯尼迪夫人正走出来。威克后来写道：“她的表情是悲伤的。她死死地盯着地板。她还穿着山莓色的服装，这是她在沃思堡和达拉斯向欢迎的人群致意时穿的。但她已经摘掉了这天早些时候她所戴着的与衣服成套的药盒帽，她的黑发被风吹散了，显得凌乱。她的手轻轻放在她丈夫的灵柩上，灵柩被抬上了一辆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