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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天的暗杀事件以及接下来的有关事情发生之后，威克的股本在《纽约时报》里迅速升值了。当时他37岁，进入赖斯顿的队伍才不过三年，他无疑是幸运地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在达拉斯的这个特殊的下午，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以他多少稀奇古怪的职业把大部分事情描述得就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这种职业经常把最伟大的名望给予记录最混乱状况的人。毫不奇怪，一年后赖斯顿选择威克接替自己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但分社的一些人对这种选择并不感到喜悦。他们认为，威克升迁得太快。赖斯顿领导的一个直爽的年轻人安东尼·刘易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感到失望，打算调到伦敦分社，当那里的分社社长。赖斯顿的另一个门徒马克斯·弗兰克尔，干脆从《纽约时报》辞职了，接受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提供的一个职位，但几天后弗兰克尔对此突然另有想法，请求《纽约时报》撤销他的辞职信，报社同意了。无疑，由赖斯顿——当时缠身于某些更高层的有趣的政治编排当中——所设计的汤姆·威克的飞黄腾达，已经挫伤了《纽约时报》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自尊心，也使得纽约的一些编辑感到不愉快，其中就有克利夫顿·丹尼尔。

在公布对威克的任命之前，丹尼尔甚至不知道此事，可见赖斯顿安排这些细节之迅速。但此后的两年，生活对威克来说却不那么顺利。他在丹尼尔办公室里碰到的那个场面只是自他当分社社长以来所经历的几次不愉快事件之一。到1966年春，纽约总部里一直在传闻，威克很快会被别人取代。丹尼尔是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故意的放风。不管《纽约时报》的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任何管理者的更换都必须体面地进行。不应该做出仓促的决定，因为在《纽约时报》从没有仓促地做过任何事情，似乎《纽约时报》也不会犯一种内部错误，现在又极力去纠正它。一切都必须平静地以绅士般的方式来解决，既不会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口角，也不会有公开的纠纷，因为这种纠纷会在办公室引起流言蜚语，可能会泄露给一家新闻杂志。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将是最不幸的。《纽约时报》应该去报道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特别是这样的新闻。然而，丹尼尔和他在纽约的下属编辑——这些人中有他密切的盟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不是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应该体面地把他调到其他岗位。

对威克来说，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岗位。威克是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不成问题的。他应该在报社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还年轻，可以相信他能担当《纽约时报》的一部分重任。编辑们知道，在阿瑟·克罗克退休后，威克能接过克罗克的专栏。这对威克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但前提是如果克罗克能退休的话。克罗克已经78岁了，但他自己认为就像他1927年最初加入《纽约时报》时那样灵活。纽约前不久发生的一次让他退休的企图失败了。一封关于克罗克退休的信件曾送到了克罗克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但后来根据纽约的说法，这封信被克罗克夫人截住了，没有让她丈夫知道。她向赖斯顿谈了此事，赖斯顿在幕后操纵着业主的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持久的阿瑟·克罗克已经经历了十任总统、四次战争、无数次反叛和各种难处理的事件，这一次又渡过了难关。

此外，还必须为威克找到一个地方。1966年初夏，这是丹尼尔考虑的事情之一，但不排除还有其他更有压力的问题，即使其中许多问题没有表现在他的脸上，或者对他的举止有不安的影响。丹尼尔看起来非常善于控制事态，对自己和自己占据的位置是自信的。和威克争吵的记忆对他来说是少有的不幸的一天，他想象自己当时是一种粗野的、反常的形象。他天性上是一个宽容和沉着的人，富有自信。他在这个夏天的下午表现出了他的公开形象：他在办公室里严肃地坐在桌边的黑色皮椅上，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开始前15分钟向他的秘书帕特里夏·里夫口授笔记。里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性，衣着得体。他亲自选择了她，没有人感到惊奇。

当帕特里夏·里夫小姐几年前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时，新闻编辑部里几乎没有哪个记者会不注意到她——女性的美丽不是报业里常见的，至少不是在《纽约时报》主编办公室门前常见的。丹尼尔的前任只雇用了男性秘书，前任之前的主编曾雇用了一个教条的灰头发的女人——她的傲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她是主编。

这位女人在1928年到1951年间曾为《纽约时报》的几任主编工作过，在这一时期在她面前死去的人她见的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敬畏地对待她的上司，她开始把《纽约时报》的年轻管理者看作是办公室的小伙计、职员或者更低的人物。但她犯了一个错误，把一位副主编归入了此类，这个人在1951年她的老板死后成了他的继任者。这位新的副主编采取的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接受了她的辞呈，接连使用了几个男秘书，这种状况一直到克利夫顿·丹尼尔1964年入主主编办公室，带来了里夫小姐。许多职员都渴望和里夫小姐约会，一些人也的确成功了，但她敏锐的判断力和适度冷淡的方式很快就使他们失望了，只有一个在国际组工作的直率的年轻编辑例外。他很快邀请到里夫小姐共进午餐，后来他们通过《纽约时报》的内部邮件交换小条子，白天在办公室的电话里简单交谈——他坐在新闻编辑室旁边一个柱子背后，这使得他能够偷看到她又不那么显眼，而她却坐在丹尼尔办公室外面的桌子边直接向前看，摆出一副刻板且办事高效的姿态。

《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对追求者而言有些不合时宜：它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从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14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连接起来，几百个人手里握着笔坐着，或者敲击打字机，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但《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响，无动于衷，他们考虑的是其他事情——爱情，或者对里夫小姐和桌旁的那位年轻小伙子来说是婚姻。一天他们平静地离去，结婚了。后来，在丹尼尔的赐福下，他们回来了，又占据了这所房间里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位置，并且以不打扰这里更重要的目标的方式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就是丹尼尔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