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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顿和他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也厌恶劳伦斯，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他们也不必表现出来：来自纽约的压力够大了，大部分是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当劳伦斯得知这一点时，他也生气。他对丹尼尔的为人和职业没有什么印象，他认定感情是相互的。在来华盛顿前20年他第一次见到了丹尼尔，当时丹尼尔在为美联社工作。对丹尼尔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这件事，劳伦斯并不特别开心。除了别的事情，劳伦斯还感觉到丹尼尔怨恨自己能和大多数政治家轻松地直呼其名的交往，包括和丹尼尔岳父的交往。尽管丹尼尔起初并没有公开约束劳伦斯，但他给劳伦斯的印象是，他密切地注视着他，等着他跌一跤。于是，劳伦斯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外地政治任务之外。最终，1961年冬天，毁灭性的打击到来了：劳伦斯尽管还是《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却被告知不必陪伴肯尼迪总统和白宫的新闻班子去欧洲进行访问，不必去巴黎访问戴高乐，不必去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不必去伦敦访问麦克米伦。一天赖斯顿找到了劳伦斯，坦率地通知他不派他去，使他感到惊讶——赖斯顿要亲自参加这次旅行。劳伦斯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他已经通过肯尼迪被安排为这次旅行的“共用”记者，自竞选日子以来他一直期望和那位姑娘再次相聚，她现在已在美国的一个大使馆工作。出于这么多的理由，这是一个梦想的任务，以这种方式突然被砍掉是劳伦斯不能容忍的。他强烈要求赖斯顿再考虑一下。赖斯顿说他会的，后来他再没有跟劳伦斯谈及此事就去了欧洲。

过去曾有三家重要的电视台提出给劳伦斯提供职位，于是劳伦斯给他在ABC公司的朋友詹姆斯·哈格蒂打了电话。哈格蒂为他提供了当新闻评论员的职位，并且说他可以帮助他采访总统的欧洲之行。劳伦斯对ABC的供职考虑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他接到了肯尼迪总统的电话，总统已经听说了所发生的事。

“去吧，”肯尼迪说，“给那些杂种们点儿颜色。”

劳伦斯又想了一会儿，接着给分社的华莱士·卡罗尔打电话，说他要退出《纽约时报》。劳伦斯说他要马上离职，因为新雇主等着他立即去欧洲。卡罗尔给纽约打电话，打断了正在开每日新闻会议的丹尼尔，这使丹尼尔很生气。丹尼尔叫卡罗尔一会儿再打过来，并接受了劳伦斯的辞职。卡特利奇当时在新奥尔良，德赖富斯又找不到，于是当时担任主编助理的丹尼尔在他们不在时做出了这一决定。

几天后，劳伦斯收到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给他的一封信。“亲爱的比尔，”信的一开头说，“我刚刚得知你要离开，我写信表达我由衷的后悔。你和《纽约时报》似乎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你，它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劳伦斯把这封信读了几遍，最后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