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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和信任的那些记者受到了他的宫廷接待。他们和他一起吃饭，玩高尔夫球，成了他的新边疆政策有特权的观察者，得到了不拘礼节和令人着迷的对待，这些特权是以前的总统们很少赐予大多数报纸业主和明星专栏作家的。肯尼迪的举止是过去没法比的。他改变了新闻界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他自己的明星地位体制。仅仅靠在小的方面偏爱一个记者，肯尼迪就能够并的确提高这个记者的地位，在一些事例上使这些人成了专栏作家或在电视上频频出现。

肯尼迪愿意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他利用电视来召开他的新闻发布会，这冒犯了新闻界的一些老兵。詹姆斯·赖斯顿把电视新闻发布会叫作“自有呼啦圈以来最愚蠢的主意”，但赖斯顿在肯尼迪时代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赖斯顿，连同其他优秀的记者和作家，能够用更努力工作来补偿未能出席电视新闻发布会和肯尼迪的晚餐聚会。也许他们因为没有同肯尼迪太密切而受益，他们能够离得更远一些来诚实地判断他，不必害怕失去这种有代价的友谊，他们能够进行批评——正如赖斯顿在肯尼迪去世前一周进行的批评一样：

对于肯尼迪的第一个任期，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模糊的怀疑而失望的心情……肯尼迪触碰到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却没有触碰到这个国家的心。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信息，但却没有带来灵感。他无疑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但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很走运……在这个国家当中有着这样一个不是一般反应，但是很清晰的感受，这种感受通常被中年妇女表达出来，她们认为肯尼迪家族总是设定一些过于虚幻、过于超前，或者就像费城一位女士所说的，过于“欧式”的标准……自从罗斯福时代之后，再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在男士俱乐部中流行那么多有关“那个白宫里的男人”的坏话……与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所做出的许诺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有一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反倒感觉到了肯尼迪风格，这就是阿瑟·克罗克。其他总统及其助手给予克罗克的赏识在肯尼迪时代没有继续下去，这使克罗克既心烦又失望。他几十年一直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他曾在关于约瑟夫·P.肯尼迪政治生涯的报道中大肆吹捧，赢得了老肯尼迪持久的感激。一次，当肯尼迪家族去英格兰时，肯尼迪把在棕榈滩的大别墅暂借给阿瑟·克罗克过短暂的寒假。当约翰·P.肯尼迪在哈佛大学写毕业论文时，他按他父亲的指导把论文带给阿瑟·克罗克，看看能否提点建议。克罗克对这个手稿的印象非常深刻，说它能作为一本书出版。他们一起做了这个工作，克罗克的角色是文字编辑。然后克罗克向一个出版商担保，并建议书名为《英格兰为何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约瑟夫·肯尼迪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进而在他有权有势的朋友中推荐这本书。他让亨利·R.鲁斯[注：亨利·R.鲁斯（Henry R.Luce，1898—1967），美国出版商，出生于山东烟台，是《时代》（Time）、《财富》（Fortune）、《生活》（Life）三大杂志的创始人，被认为是“在世时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个人”，人称“时代之父”。]写了序，他把书送给了像英国王后这样的有潜力的时髦风尚首创者。该书在美国和英国销售了八万册。约翰·肯尼迪写这本书时23岁，把他的一部分版税给了英国在战争中被部分摧毁的普利茅斯城，还为自己买了辆新别克车。

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后，阿瑟·克罗克并不想得到偏爱的待遇，他的确也没有得到。克罗克是一个自傲和正统的人，在一个现在被年轻的自由分子和阔佬阶层、标新立异派或作家米奇·德克特所谓的“迪斯科激进派”统治的城镇里，他是一个顽固的政治保守派。自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以来，阿瑟·克罗克目睹了每一次可想象的运动和疯狂的来来往往，听到了所有为旧的政治废话创作的新的音韵铿锵的诗——威尔逊的“新自由”、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现在是肯尼迪的“新边疆”——除非阿瑟·克罗克作为忠诚的反对派的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员，像他一度做的那样充耳不闻。尽管克罗克批评过新政，但罗斯福却给了他一次专访的机会，一种史无前例的荣誉，使克罗克在1938年赢得了普利策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该奖。尽管克罗克也曾批评过杜鲁门政府，但杜鲁门总统也曾在1950年专门接受了克罗克的采访，如果不是投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表示异议的话，这会使克罗克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这个反对者就是克罗克本人。克罗克想起了传闻，普利策奖主要是受“相互吹捧”的因素影响的。克罗克认为，如果普利策奖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了它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种传闻有了实际证据。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禁止奖励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但现在，在60年代，克罗克感觉到这种伟大的姿态和标准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社会秩序已经颠倒了，传统的总统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了一种电气时代的马戏表演，几乎任何人都能得到对总统的专访——甚至克罗克的同事莱斯特·马克尔。

马克尔仅仅是给肯尼迪的新闻助手皮埃尔·塞林杰打了个电话，就定下了约会。马克尔和肯尼迪一起待了45分钟，在此期间他显然没有对总统产生什么吸引力。马克尔离开后，肯尼迪对塞林杰皱了皱眉头，问道：“谈的都是些什么？”

“什么？”

“马克尔不是来这里采访我，”肯尼迪说，“他是来告诉我当总统要做些什么的。”

第二次莱斯特·马克尔要求进行采访，塞林杰回绝了，解释说最近《纽约时报》有几个人都想见总统。此时马克尔迅速插话说：“我不希望被当作一个《纽约时报》人来对待。我想被当作总统的一个顾问来对待。”

塞林杰没有让步，在肯尼迪的任期内不论是莱斯特·马克尔还是《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都没有成为总统的“顾问”。尽管《纽约时报》有一个人，一个记者，和肯尼迪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友谊，并且的确导致在《纽约时报》里引起愤懑的局面，最终是以这位记者退出《纽约时报》为结局。

他的名字叫比尔·劳伦斯。劳伦斯是一个大个头、强壮的、说话粗鲁的人，看起来像爱尔兰的便衣警察。他还是个酒鬼，一个沉溺于女色的人，一个高尔夫球好手，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咄咄逼人的记者——约翰·肯尼迪被他迷住了，这证明他们两者多少有些共同之处。劳伦斯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或许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但当比尔·劳伦斯，一个无礼的24岁的年轻恶霸1941年被《纽约时报》雇用时，记者们在风格上已不是那么整齐划一，而且不是新闻学院的模子里倒出来的。当时记者们对报纸事业有更多的自由和更浪漫的观念，尽管他们一般经常喝得醉醺醺，也许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更少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