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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加斯特，超然地而且有点烦心地坐在他的桌子边阅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不动声色地在电话上说着什么。在另一张桌子边，坐着罗森塔尔，几乎抑制不住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大办公室里，冷静而放松的是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今天中午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共进了午餐。麦克纳马拉或许比新闻编辑部的任何记者都更了解《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因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经常和《纽约时报》接触。这些人经常一起吃饭，彼此邀请见面，定期在电话上交谈。他们对彼此的官僚机构、政策变动和人事变化是好奇的，认识到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另一个地方——一种微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尽管他们在稍微较低的层次上偶尔有分歧，但在高层却盛行一种巩固的联盟——在任何大的摊牌中，这两种力量无疑会把他们的人马集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1966年冬天的《纽约时报》会遵从政府的愿望去压制一系列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然而，它的确意味着《纽约时报》觉得有责任让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约翰·麦科尼访问时报大楼，在报道发表前读一下这些文章，在报道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提出修改。麦科尼的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双方进行了小小的讨价还价，谅解最终达成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护民主制度和现行秩序，这种高层同宗的精神经常通过各层次透露给基层：一个政府的小官员很快接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电话；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骑马的警察关照他的报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车，《纽约时报》也关照他的马；法院的职员能摆平一个难对付的纽约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林赛市长[注：约翰·林赛（John Lindsay，1921—2000），美国政治家、律师、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第103任纽约市长，1966至1973年在位。]将在《纽约时报》的联欢会上跳舞；当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注：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美国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第49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美国副总统（1974—1977）。]在一次大型鸡尾酒聚会上向克利夫顿·丹尼尔报以微笑时，马上就有微笑以回报，几秒钟内他们都奋力挤到阳台上，进行非常隐秘的谈话。

那些想知道《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里在进行什么的记者，必须巧妙地在他们同政治官员、大使、参议员的谈话中寻找线索，因为这些人进入了和苏兹贝格夫妇以及奥克斯的其他后代的圈子里。令人惊奇的是，政府对《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居然知道那么多，而且如此关心。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30年代末还是华盛顿的记者时，罗斯福总统和国会发言人萨姆·雷伯恩已经向他透露了他将是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接班人，如果卡特利奇选择留在华盛顿的话，他无疑会得到这个位子。

将近一个世纪，美国历届总统极力和奥克斯家族的成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尽管这并不总能保证《纽约时报》对白宫进行奉承的新闻报道，但至少能使总统知道这家报纸和那些管理者的许多情况，有一天他也许愿意影响他们或吸引他们，或者他愿意给他们发一封抱怨信。

林登·约翰逊在当上总统三个月后，访问了时报大楼，并在业主餐厅里同11位高级管理者共进午餐。以前曾有几十位国王、王后和国家领袖到过这里，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在席间一度停下来问苏兹贝格：“伟大的《纽约时报》的源泉是否要加上点儿刺激性的芥末？”约翰逊总统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客人。他吃光了他盘子里的所有东西，称赞虾和烤牛肉做得好。他讲了几个笑话，不允许电话打断午餐，即使在他到达前不到一个小时他已得知古巴决定切断关塔那摩供水的消息。他坐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父子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加垫的折叠椅上，这是特勤部门在午餐前放在那儿的。这个椅子比正常的餐椅更低，但也更宽一些。桌子上摆着印着《纽约时报》徽章的金边盘子和银餐具，这个徽章是一只每一天都在社论版装饰着刊头的鹰。这些餐具都摆放在透明的玻璃碗里，这样特勤人员就能确定里面没有炸弹。午餐后，约翰逊的一个助手带着一叠电话笔记进来。约翰逊表示道歉，走到门厅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回来告诉其他人，其中一些人是他在以前的会面中非常了解的——卡特利奇、丹尼尔、奥克斯——关于古巴的最新消息。然后他跟每个人都握握手，带头走向电梯。

在这次访问之后，林登·约翰逊通过各种方式和《纽约时报》管理者保持着联系。有时是当面交谈，也有时约翰逊亲自拿起电话，给《纽约时报》一位编辑打电话。一天晚上在曼哈顿吃饭时，来了个电话找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应答后，他听到了林登·约翰逊的声音，带着最随便的慢吞吞拉长调的说话方式：“约翰……我想到了你……”由于晚会的吵闹声，奥凯斯几乎听不清说什么，他被约翰逊的话弄糊涂了，奥凯斯所能想到的回答是：“我也在想你，总统先生。”

约翰逊最终谈了他打电话的要点——他要让拉丁美洲专家托马斯·曼任助理国务卿。奥凯斯也认为曼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支持曼的社论。此后不久，在另一次社交聚会上，小阿瑟·施莱辛格接近奥凯斯，斥责了发表关于曼的那篇社论。在肯尼迪时代，曼在拉丁美洲和古巴事务上的智慧没有给施莱辛格留下什么印象，但施莱辛格对这篇社论的反应如此猛烈，使奥凯斯既感到震动，也感到惊奇，以致在离开施莱辛格时非常生气。在奥凯斯看来，施莱辛格是在重新捡起几年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人对奥凯斯发泄的宿仇；现在奥凯斯不是被贴上反肯尼迪的标签，而是被诅咒为亲约翰逊的，这是不真实的。此外，肯尼迪的助手的确非常清楚《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他们知道，如果这些社论是不可取的，就有一个人要受到指责——奥凯斯。他们知道，《纽约时报》新闻部的权力是分散的，得到一个记者的好意有时比得到一位编辑的好意更有用，有可能约翰·F.肯尼迪政府曾用比以前更多的手腕来对付媒体。

肯尼迪本人曾是一个优秀的新闻系学生。肯尼迪在乔特中学时就是一个什么报纸都读的读者。他曾两度做记者，他不时表达出想在退出公职后经营一家报纸的愿望。早年在他的父亲把他介绍给许多杰出的记者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自负和风格，他们对奉承的过敏和对批评的敏感，以及他们处在重大的或拿手的事情时内心的喜悦。作为一个参议员，他曾给那些在报刊上称赞过他的人发过感谢信；作为总统，他特别精明地利用新闻界，安排他的新闻发布会以满足各种报纸的最后发稿时间，对朋友友好，对批评者冷淡，像一个国王一样利用人们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