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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的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由普利策捐助成立的，似乎是培养《纽约时报》有抱负的工作人员的工厂。它的院系被提倡奥克斯原教旨主义的《纽约时报》编辑乔装打扮，最聪明的学生定期被《纽约时报》招聘走，通过体制得以提升，其中许多人后来又回到哥伦比亚教新闻学，并使这一过程长久不衰。20世纪30年代，从这一过程中产出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学生，曾师从西奥多·伯恩斯坦，1934年当《纽约时报》国际组有一个文字编辑的空缺时，时任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伯恩斯坦给弗里德曼打电话，雇用了他。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整个生涯都是在办公桌上度过的。从1945到1948年，他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做管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当时已经在中东进行了旅行报道后回到了伦敦。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单身汉，以一种平静的、并非互相利用的方式相处得很好。丹尼尔喜欢弗里德曼在服装上的品位，他的严肃，他的周密计划——弗里德曼的到来和离去都是分秒不差的。恰恰是每一天晚上的同一时刻，办公车等着接弗里德曼去吃饭；恰恰是一个小时后又把他带回来。有一周弗里德曼玩了扑克牌，他的表情同他不玩扑克牌时毫无二致。他偶尔喝点酒，他在喝酒的时候看起来决不是一种享受。他是可靠的，实在的，没有任何坏习惯——毫不奇怪，这样一个人会成为《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通过电缆指挥着50个飞得远远的记者在不同的时区经历政治变革和起义。同样也不奇怪，尽管他的工作有困难，但他很少在记者里树敌。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正式的、非个人的。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臂膀，机构的一个工具，它的基础的一块磐石。当1956年收到邀请参加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婚礼时，他心里也感到高兴。

《纽约时报》只有很少人能得到邀请去密苏里州的因德彭登西参加丹尼尔和杜鲁门的婚礼。被邀请的人中有特纳·卡特利奇，雷蒙德·丹尼尔夫妇（在战争年代是《纽约时报》伦敦分社社长），还有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夫妇。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和玛格丽特·杜鲁门结婚时的头衔是“国际新闻主任助理”。这一头衔在婚礼前的几百次新闻报道中被用过多次了，以致突然引起人们好奇，谁是那个国际新闻主任？《纽约客》杂志决心把他找出来，“城市话题”（Talk of the Town）栏目有了结果。该栏目把弗里德曼称为“庄重的、智慧的、说话轻柔的人”。1964年，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编辑桌上工作了30年后，在丹尼尔成为《纽约时报》的主编两个月后，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成了主编助理。

现在A.M.罗森塔尔正被推向同样的方向。这在其他某个主编助理看来有点欠成熟，但他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罗森塔尔，44岁，如日中天，当纽约分社的编辑刚刚三年，他们不能理解此时把罗森塔尔提拔到高层的迫切性。不管索尔兹伯里还是伯恩斯坦，不管加斯特还是弗里德曼，都还没有接近强制退休的年龄，但退休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暧昧的事情，服从于各种调整。阿瑟·克罗克，78岁了，仍然在华盛顿写专栏。莱斯特·马克尔72岁了。在整个14层的时报大楼——在拥挤的房间的各个角落，在发霉的办公室里——能够找到一些人，由于和某个人的关系，或由于多年来不被注意，正在变得越来越老，但还被《纽约时报》留用。如果操纵者愿意的话，提前退休的年龄似乎是一件可被利用的事情。谁是操纵者呢？特纳·卡特利奇无疑属于其中之列。粗糙地描述卡特利奇的职位，他也许是，也许不是：用一种特别的技巧去处理、管理或利用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卡特利奇无疑特别有技巧地操纵着《纽约时报》几十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华盛顿当政治记者的这么多年，从他在参议院的前排席位，观察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内部战略，已经给了卡特利奇以教益，懂得巧妙地使用权力、谦卑和幻觉的艺术。后来在他作为《纽约时报》主编的岁月里，他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今天或许仍然这样做，但确切地判断卡特利奇的影响是很难做出的。在《纽约时报》里权力几乎一直是种有点模糊不清的东西，在它达到高潮时便失去了它大胆的线索和形状。《纽约时报》的一个高层管理者果断而明确地显示权力，不是什么好形式，是和奥克斯关于谦虚的公理相冲突的，是被视为不明智的。所以，这些年《纽约时报》高层人的行为同接近底层人的行为并无显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仅次于最高层之下的《纽约时报》人，偶尔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些人艰难曲折地推进，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层，但后来被同化进这个等级制度中，他们失去了一度使他们显得杰出的大部分个性和动力。不管怎样，《纽约时报》的下层人，记者和文字编辑，很少知道谁在上面操纵着哪条线。他们只能猜测。有时他们怀疑走在《纽约时报》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他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终得到大权的人似乎并不用它，也许不能用它。如果他们不能用它，有权还有什么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证实权力的存在呢？一个政治家必须赢得选举，一个明星演员必须在票房上挣钱，一个电视评论家必须保持收视率，但《纽约时报》一个有头衔的人也许几十年都不断随着机构的势头走，不会面对任何单个的考验，对个人的成就不会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个人得到了美国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银行家、总统的宠爱，这些人认为他拥有这个机构里的说服力量。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飘渺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决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决定像是从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管理实体渗出来的，它们互相依靠，转换，偏斜，耸耸肩膀，后仰，走边道，最终奔向某个试验性的方向。但谁跃跃欲试呢？谁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呢？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如果他们刺探的话，他们也许会发现，但《纽约时报》的雇员不可以深入刺探他们上司的事务。既然《纽约时报》的普通员工不能定期参加丹尼尔每天的新闻会议，那么，他也就不能通过观察主编的举止、他们彼此的反应来得到线索。因此，记者们一定信赖传闻，或者意识到一些小小的变化。例如这个夏天的下午罗森塔尔坐在了靠南墙的一个办公桌上，索尔兹伯里和伯恩斯坦都消失了，加斯特和弗里德曼同他们平常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