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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没有意识到，”加勒特说，“但你的勤奋和天才所创造的这个大机构的传统，限制了你自己的表现。”

奥克斯拒不相信这一点。相反，他谈到了《纽约时报》光明的未来，《先驱论坛报》的竞争会被证明是无用的。

加雷特·加勒特在《先驱论坛报》干得很好，但更多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他离开《先驱论坛报》后更幸福——他写书，也为《星期六晚邮报》写批评文章，借此在全国赢得名望。然而，他保持着同《纽约时报》的朋友们的接触，包括阿道夫·奥克斯。1921年在奥克斯庆祝他当业主25周年纪念时，加勒特在一封信里写道：

亲爱的奥克斯先生：

25年前《纽约时报》是你的起点，24年前它是你的起点，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甚至昨天，它还是你的起点。这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惊奇的东西。每一天《纽约时报》都是你的起点，它决不会结束。你不说“我已经”，而总是说“我们将”。我记得有一次我说《纽约时报》已经是个完备的机构；我想知道建成这个机构是什么感觉。你盯着我说：“但我还没有开始呢”。

如果对你的不停止的精神来说是可能的话，一期完美的《纽约时报》会给你一个只是片刻的幸福。因为完美只存在于此刻，明天是一个新时代，明天是你生活的地方。

奥克斯一时为收到加勒特的信而高兴，它到来之时正是他似乎不能满足之时。在1918年底，加勒特辞职两年后，奥克斯已经达到了他情绪沮丧的最低点，在那之后他只有过一丝好转。如果说有哪一个事件造成了奥克斯的这种状况的话，它或许就是读者对查尔斯·R.米勒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的一篇社论产生的压倒性负面反馈。此时德国人显然在欧洲快失败了，欢欣鼓舞的范安达，像一个将军那样指挥着他的记者们，每天晚上都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他们采访下一次战斗和协约国胜利的位置。1918年9月15日星期天，他给在家里的奥克斯和米勒打电话，声称“这是战争结束的开始”——奥地利已经提出开始“不具有约束力的”和平议程。米勒对范安达的热情做出回应，在他的家里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社论，通过电话把它发到办公室。米勒的社论主张考虑奥地利关于“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和平的建议，并且说：“理性和人性要求我们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会谈的情况以超常的说服力和力量展现出来，为交换看法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可以清除过去的和最近的误解……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提议将被拒绝……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场战争中血流成河、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它所造成的灾难，亿万心灵因为它而遭受的苦难，我们就应该得出结论，只有疯子或好战大国的某些人没有灵魂的邪恶，才会阻碍或者挫败这种会谈的目的。”

《纽约时报》的所有人，不管是米勒还是范安达或者奥克斯，都未能预料到这篇社论引起的反应。突然间，来自全国的数百的电报、电话、公开声明和信件集中到时报大楼，指责《纽约时报》把自己出卖给一个应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敌人。美国的侵略主义者谴责《纽约时报》“打出了白旗”，《先驱论坛报》在“读一份美国报纸”的口号下开始了增加发行量运动。据说威尔逊总统对这篇社论很生气，他要求他的助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传送到了欧洲（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天之内，强烈的反应从伦敦和巴黎、罗马和比利时传到了《纽约时报》。在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计划召开一次会议来考虑公开谴责《纽约时报》。这个俱乐部是由许多有影响的和有权的纽约人组成的，奥克斯曾经想争取他们的好感。对《纽约时报》来说幸运的是，人们的情绪在一周左右后冷静下来了，没有发生公开的谴责，但这个插曲使奥克斯心烦意乱。他感觉到整个报社正在垮掉；他的所有工作，他多年对正直思维和公正行事的贡献，现在突然地被一篇他在发表前甚至没有仔细阅读的社论所葬送。正常情况下，查尔斯·米勒的社论，会以长条校样的形式被米勒或社论版的其他编辑重新阅读，也许还被奥克斯重新阅读。但由于米勒是在长岛大内克的家里写这篇社论的，由于奥克斯在纽约乔治湖的夏天别墅度周末，由于周末值班的社论版其他编辑以为米勒的文章没有什么使人吃惊的东西，因此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虑就把这篇社论发表了。

第二天，此后的几天，奥克斯坐在他的桌子边发愣。信件在他面前堆得高高的，来自敌对报社的电报和社论展现在他面前，他无法相信这篇社论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许多信件攻击奥克斯本人，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犹太人，是一个和海外串通的国际主义者。米勒也感到迷惑，他迅速地征求了他在《纽约时报》外面的朋友的意见。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他总体上赞成米勒的社论，但也找到一些不当的用词。奥克斯的编辑们怂恿奥克斯多少表明自己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社论，但他回答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享受着米勒为《纽约时报》写的许多社论得到的公开赞扬和公开认可，现在有了辱骂而不是赞扬时，我也必须分担。”

然而，奥克斯的确安排了一次和威尔逊总统的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私下会见。他解释了这篇社论是如何发表的，强调《纽约时报》在这场战争期间是如何始终爱国的和亲协约国的。豪斯表示理解，问题平稳地过去了，但同时奥克斯也为自己代表《纽约时报》道歉的方式感到恶心，当时他真的觉的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当他回到纽约后，他又对妻子谈起了退休。

现在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已经结婚了，在战后不久，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他宠爱的外甥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他姐姐埃达的儿子，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并且由于他在欧洲作为一个战斗军官的勇敢而获得多枚勋章——已经加入了《纽约时报》。奥克斯还给《纽约时报》引来了一个“执行经理”，一个叫作乔治·麦卡内尼的老朋友。麦卡内尼曾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的主席。麦卡内尼的责任并不是要使许多编辑包括范安达满意；在职责上麦卡内尼应集中注意报纸的最大成本的项目——获得纸张，因为纸张在战争期间是定量的。但很快就看得出来，麦卡内尼正在扩大他在《纽约时报》内部的利益，这也许是被奥克斯用来遏制其他人的。不久范安达给他在三层的下属们传话，可以不理睬麦卡内尼的问题。奥克斯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不高兴，但他对此没做什么反应。麦卡内尼应多少靠自己来克服困难。奥克斯向另一个朋友吐露，解释说麦卡内尼对报纸的首要作用应是形成一种“道德背景”，他虽然是一个不会掌管报纸的人——权力会留在奥克斯家族手里——但会是一个公司顾问和家族顾问，防止悲剧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