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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让伦道夫放心，他的薪水不会减少——他仅仅是转到新闻编辑部的另一边的全国新闻组去当文字编辑。卡特利奇暗示，在事情冷却之后，牌玩得很好的伦道夫多少会受到关照。

两年后卡特利奇听说体育部有了一个空缺——“森林、田野和河流”栏目的作家在干了19年后辞职了，接受了巴哈马一个旅游胜地的重要管理工作。卡特利奇想到，伦道夫也许喜欢接手这个栏目，他可以用更多的开支，自由地到全国旅行去打猎和钓鱼，为《纽约时报》写这方面的东西。伦道夫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如果说《纽约时报》谁是承担一项特定任务的理想人选，这个人就是伦道夫——他的栏目很快成了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亮点。并不是他的野外知识特别多，或者他是钓鱼或打猎的专家，使他的写作有特色。恰恰相反，伦道夫既不是一个有运气的钓鱼者，也不是一个高手。尽管枪法不错，但他也不优秀的。他像其他上百万打猎和钓鱼的人一样，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特别是喜欢逃避喧闹的城市，在树林中漫游或坐在小船上放松。伦道夫的专栏通常会这样开始：

这个故事的唯一缺陷在于它不是谎言。这很糟糕，因为这会显著提高有关钓鱼的谎言令人难堪的程度，总体上来说，这些谎言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是钓鱼中唯一一个没有提升的环节。七位哲学博士、三位主教在四年之间所做的研究证明，自从《白鲸》之后，没有什么好的钓鱼谎言曾被书写……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一般都认为，约翰·伦道夫在报社干了最轻松的工作。他是《纽约时报》唯一靠玩耍而获得报酬的人。他的专栏来自冬天里有温暖阳光的地方，来自夏天里凉爽的湖泊。在更漫长有趣的旅行中，他通常都带上妻子，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她陪伴，而且也是因为没有她，他近乎孤立无援。最简单的装置，不管是开罐头器还是打火机，都会把他难住，有时使他一筹莫展。他总是心不在焉，把他戴过的所有帽子和几件外衣都丢在火车上。他的大多数衣服上净是吸烟烧的洞，他从没有填写过支票存根。有一次他坐着钓鱼，他的钓具箱竟然从他的脚下漂走，沉到了河里。

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判断力的司机，他需要一个陪伴司机和个人经理，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喜欢嘲弄寻欢作乐的电视人，讨厌所有的商业广告，然而他会入迷地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广告片，在广告结束后又大声地对妻子抱怨说：“琼，不要买这玩意。”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者，他认为所有政治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都是腐败的。他对理论和知识的“珍贵”不耐烦，但他追求学术的荣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而且当他非常聪明的女儿贝尔登成功入选ΦBK协会后却没能买到钥匙时，他感到很受伤。

伦道夫连五个优秀的当代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名字都说不出，但他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吉本和马克·吐温却非常着迷。《纽约时报》上他的读者中有许多文学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小说家万斯·伯加利。伯加利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正是通过读《纽约时报》上伦道夫的东西，“我第一次认识到，有可能智慧而有风度地写写打猎，用那种对被猎取的生物和对我们这些猎取它们的傻瓜同等的爱的精神来写。”伦道夫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当代音乐，但他喜爱歌剧，特别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音乐。他总是说，他想在自己的葬礼上请人演奏一曲《阿伊达》中的“胜利进军曲”，但最终却未实现。

196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里，伦道夫死于肺癌。他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五年的专栏，不久被别人填补到了体育版的位置。伦道夫在医院的病床上，在他妻子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的几周，靠吸氧和药物维持生命，直到灵魂出窍。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他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所以说的很少，只是和他的家庭及朋友在医院里干等着。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刻，他看了看角落，对他的女儿说：“贝尔登，把我的钓鱼竿给我。”

女儿说钓鱼竿不在手边。他迷惑地看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后来他的手动了大约30秒钟，这不是进入深度麻醉病人的随意动作，而是有着某种方向。起初他的女儿不理解，后来他的动作清晰了起来——原来他是在抛钓鱼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