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5/10页）

哈珀和罗出版社已经召开了高层会议，来决定它对肯尼迪夫人的回应。哈珀和罗出版社是否应无视肯尼迪夫人的要求，这关系到书报审查的道德问题、在国际图书和杂志市场的300万美元销售额，以及将来和肯尼迪家族的关系……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肯尼迪夫人发现有异议的“坦率的”细节占据了新闻和传闻的渠道。每一天肯尼迪的党派和支持曼彻斯特的力量都把这些细节透露给新闻界——每一方都在争取舆论的同情，要么是企图以侵犯隐私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要么是出版这本书以验证真相。据说，这本书含有肯尼迪夫妇在达拉斯最后一夜在一起的场面，肯尼迪夫人在她丈夫死后的想法，她如何和帕克兰医院的一位护士厮打起来，她如何把她的结婚戒指放到后来的总统手上。据说这本书还描述了从达拉斯到华盛顿飞机上的紧张情况：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派在飞机上的恶斗；约翰逊如何占据了肯尼迪的坐舱；约翰逊的助手尽管对这次刺杀感到震惊和悲伤，却掩饰不住他们对约翰逊接管权力的喜悦之情；肯尼迪忠诚的助手肯尼思·P.奥唐奈在华盛顿机场如何阻止约翰逊下飞机，防止这位新总统和杰奎琳·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其他亲密哀悼者一起下飞机。

这些细节和更多的细节，由那些读过或自称读过曼彻斯特手稿复印本的人透露给新闻界——这些人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或者在已经购买了这本书连载权的杂志社工作，或者在文学部门、书籍俱乐部、法律事务所工作，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集体地成了新闻界的“代言人”，有几周他们的揭露的信息和意见左右了新闻界。在这场曼彻斯特争论之前，《纽约时报》和其他大都市日报上有一些关于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和J.埃德加·胡佛之间争论的头版文章，《时报杂志》把这场争论描绘为“窃听之战”：胡佛指责肯尼迪——当他是美国的司法部长时——知道中央情报局在使用窃听器侵犯私人领域和会谈的隐私，但肯尼迪否认这个指控。似乎有一个更大的事情要爆发，这两个人的夙仇使其露馅了。但后来曼彻斯特和杰奎琳的事件突然迅速蔓延开来，冲淡了胡佛和肯尼迪的争议。

《纽约时报》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异议的第一篇大报道是由罗森塔尔的一个下属写的，回应了已经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报道。它是在周末出现的，当时克劳德·西顿不在，但西顿立即断言这种报道是全国组的任务，的确也把它拿到手了。不顾罗森塔尔不高兴，西顿在第二天就把它接过来了。西顿现在有了一个能在几周之内提供头版报道的故事，的确是这样的。

通常全国新闻主任并不直接调动新闻编辑部的任何一个记者，所有新闻编辑部的记者都在罗森塔尔领导下。在地理上，离西顿最近的记者主要在费城分社。所以，如果克劳德·西顿想派新闻编辑部的记者执行出城的采访任务，从纽约出发也许比从一个地方分社出发能更快或更容易到达采访地，或者如果西顿想用新闻编辑部的一位记者在纽约出一项具有全国政治意义的采访任务，像这次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一样，西顿就不得不去找罗森塔尔，向他借用一名记者。西顿自然想要罗森塔尔的最优秀的记者，如霍默·比加特，但他能否得到比加特，取决于罗森塔尔在这一天对西顿的感觉如何。如果罗森塔尔感觉很好，如果霍默·比加特本人喜欢这项任务并且愿意去做，西顿就可以得到他。但如果罗森塔尔赌气，他会说所有高级记者都有其他任务了，然后会给西顿派一个他也许最不愿意看到的记者。

然而，当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爆发时，西顿非常幸运。在新闻编辑部里碰巧有费城分社的一个人在临时值班，这个人叫约翰·科里。科里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小分队的一员，这个小分队在全国各地跑，调查沃伦委员会[注：沃伦委员会（the Warren Commission），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的非正式名称，由林登·约翰逊总统于1963年组织成立。]《报告》中提供的线索。当西顿接过对曼彻斯特事件的报道时，科里正平静地坐在新闻编辑部里阅读他的沃伦委员会笔记。但科里原来从事的调査被证明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被派去报道曼彻斯特事件，这个报道会影响他此后在《纽约时报》的一生。

科里是一个讲究修饰的、外表温和而且愉快的人，有普通人的身高和身材，淡褐色的眼睛和浅棕色的头发，干净但不过分讲究。34岁时他有了幸福的婚姻，现在有两个女儿。尽管他不是那么自信，但也不泄气，在西顿看来，他完全可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又有良好的判断力——科里不是那种想引人注目的人，不会用华丽或可疑的词藻夸大或曲解报道。但西顿所不知道的是，在科里内心沸腾着的是对西顿这样的人对他的印象的不满情绪。科里从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恰恰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承认他的雄心可能和他的性格不一致，或许是他达不到的。科里想要名望，但不是大的名望，只是一点，给他的名字加上一点火花就足够了，在纽约周围小有名气——足以证明他内心有荒诞和野性的秘密，等着有哪怕稍微一点借口迸发出来。通常，他压抑着这种渴望。

作为布鲁克林的一个小伙子，科里曾打算成为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而可靠的银行职员，一个让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感到反感的爱尔兰新教徒。他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这是他在社会中下层的邻居中高人一等的标志。约翰·科里讨厌这个地方——在密集成排的有消防梯的公寓里压抑的生活。他有幸上了密歇根州的霍普学院，该学院是由荷兰归正教会归正会管理的，他和其他学生生活在寄宿舍里。一天夜里，在一次宿舍聚会上，科里喝了酒，只穿着他的三角裤爬下窗台进了女房东的卧室，在她歇斯底里的叫声中，他走过房间进入大厅，出了前门，来到清凉的户外。由于这件事，他此后三年在霍普学院一直被留校察看。

在军队里，科里给人以严格遵守纪律的印象，被训练成军事警察。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中尉找他麻烦，科里粗野地拒不服从，受到军法审判，后来他光荣地被解除军籍了。1956年他回到纽约，在《纽约时报》体育部找到了一份送稿生的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小五磅号字职员。他的责任是负责棒球击球平均分数和团队名次的小字。一年之内，他成了一名文字编辑，编辑关于大型户外活动的报道——但他很难忍受这份工作。1961年他转到了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大组，国内组，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更有意思，但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走到办公室外，看看城市。他自己开始为平日版的《纽约时报》和星期天《时报杂志》写报道，显示了一种不寻常的感受力，1966年在他加入《纽约时报》十年后，他成了一名记者。当年10月，他被派到了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