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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劳德·西顿带着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任务来找科里时，科里并不想干。自肯尼迪遭刺杀以来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关于肯尼迪家族的书，有了那么多的对这种神话的推销，所以科里不想参与其中。科里非常敬仰约翰·肯尼迪，曾投票支持他，同时他也同情威廉·曼彻斯特。科里在承担沃伦委员会的采访任务时，当年早些时候去过达拉斯，一天晚上他受到一个暴徒的咒骂和威胁，他能够想象出曼彻斯特在这个城市进行研究是多么困难，能够理解曼彻斯特在他的著作——他多年的汗水和全部责任——受到突然停止出版的威胁时会多么焦急。如果一位作家试图以诚实的笔触来描绘人，那他将会经常惹恼笔下的人——科里早就从个人经验当中得知了这一点。最近两次，他都在《时报杂志》被刊登出来之前把文章发给文中描写的人，这两次文章当中涉及的人都试图修改他写的内容。其中一个，阿尔杰农·布莱克，把这事例拿到了《纽约时报》管理者面前。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对于科里来说确实不太愉快。另一个，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觉得科里的文章暗示了“汤姆叔叔主义”[注：汤姆叔叔主义（Uncle Tom-ism），指黑人对于种族压迫逆来顺受的反应，典出19世纪著名的反种族主义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提出文章可能会为法院诉讼提供某种依据。艾里森并没有提出诉讼；事实上，后来他为科里写的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赞词。但是科里发誓他再也不会犯这个错误。然而如果他面临着曼彻斯特的高风险、高机会成本的抉择，他着实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反应。也许他也会同意写经过授权的、他生平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毕竟，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授权的。

但科里的本能是回避这项任务，让《纽约时报》其他记者去承担它。科里承认，这是和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在一起的好机会，会处在公众的注意中心，得到某种作为名人的快感，但他过于敏感的神经迫使他不要接受这个任务。然而，克莱德·西顿似乎对这篇报道有了像盖尔布一样的热情，并且对科里很信任，以致科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了。西顿说，这篇报道里有大量的好处，暗示高层某个人，也许是丹尼尔会亲自介入这次报道——如果丹尼尔对这次报道着迷的话，科里知道版面会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报道会把每一个编辑特别是丹尼尔迷住的，因为它非常时髦地把历史因素和悲剧因素结合起来了。科里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西顿，好，他答应承担这项任务。

事情一开始是令人兴奋的。科里感觉到了《纽约时报》的庞大机器运动起来，伸向世界去把握真相。来自《纽约时报》马德里分社的一个电报传给科里，告诉他肯尼迪夫人在这个夏天曾给《观察》（Look）杂志的加德纳·考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改变连载的计划。从华盛顿得到消息，赖斯顿给科里打电话，提到纽约有一个肯尼迪活跃的集会，并且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并不真正关心这本书——主要是肯尼迪夫人的想法，她很惧怕肯尼迪的死会使光辉的岁月和不倒的神话破灭。科里后来在赖斯顿的专栏里看到了这些话，赖斯顿显然是提前把他的专栏文章透露给科里，科里希望自己做出了恰当的反应。科里还得到了《纽约时报》在全国各地的人的口信和备忘录，使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在一篇报道上是如此亲密合作——几十个人都为一个记者的工作做出贡献。

克莱德·西顿希望能抢在其他报纸之前对曼彻斯特进行独家采访。一天凌晨4：30，他为科里安排了一个小快艇，去迎接玛丽女王号，因为这艘轮船正带着那位作家从英国回到纽约。曼彻斯特曾想在英国躲避喧闹，但现在他不得不因肯尼迪夫人的法律威胁的传闻而回家。科里直到凌晨3点钟还睡不着觉，他之前患的胃痛因紧张比以往更严重了。科里来到轮船上，找到了曼彻斯特。但曼彻斯特拒绝接受采访，说在这些困难解决之前他不能讲话。科里因自己的病情难忍而没有多说，就回到了《纽约时报》社，很高兴自己只需要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到达的小报道就行了。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给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埃文·托马斯打电话，大胆地说他从一个“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听说，肯尼迪夫人正威胁要就曼彻斯特的书起诉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科里只是在猜测。但由于突然感到惊奇，托马斯便问科里是如何知道的，因为法律文件刚刚才准备！

当天晚上约翰·科里的报道刊登在头版上，第二天他走进新闻编辑部时觉得自己像是个小英雄。其他记者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且问科里是如何设法得到这个独家新闻的。科里极力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克劳德·西顿走过来，微笑着，一再说《纽约时报》在这次报道上是“倾巢出动”，并要给科里提供更多的帮助。“你需要什么——钱，更多的记者？”西顿说，“租一架直升飞机如何？”西顿又笑了起来，但科里觉得，如果他要求的话，《纽约时报》会给他一架直升飞机的。

这天早晨稍晚，西顿告诉他，肯尼迪的人正计划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给了科里一个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的电话号码。科里拨通了这个号码，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先是一阵沉默，接着肯尼迪的前讲话稿撰写人，35岁的理查德·古德温来到电话机旁，告诉科里这个新闻发布会将在下午3：30在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举行，如果科里愿意的话，他可以早一点先到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进行一次私下的谈话。

科里来到了这个地址，第四十九大街和联合国广场上的一座新的玻璃幕墙塔楼，一个守门人恭敬地向他问候，问是否需要帮助。“参议员的公寓。”科里说。“噢，好吧，”守门人说，似乎感觉到了科里是谁，他给大厅旋转门后面的一个穿制服的卫士做了个手势。这个卫士笑着领科里走向电梯。使科里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守门人没有事先打电话，他想象一个低级的守门人通常是会先打电话的。他通过了某种小小的检查，科里站在电梯之中时想看这一点。

女管家领科里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四周是大玻璃，墙上有一些画，橱窗上有肯尼迪总统和亲属的照片，有一种奇怪的没人居住的气氛。房间里有两部白色的电话机，也许每一个上面有六个键，有几个人坐在或站在房间的一端。理查德·古德温走向前来，他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皮肤不太好，看起来像一个酒醉未醒的意大利记者。他把科里介绍给伯克·马歇尔，一个戴眼镜的身材纤弱的44岁律师，他是肯尼迪家族主要的发言人；约翰·西根塔勒，39岁，一个看起来不文雅的纳什维尔报人，据说是他帮助罗伯特·肯尼迪发掘了证明詹姆斯·霍法有罪的证据；弗兰克·曼凯维奇，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秃顶的人，42岁，是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和一个好莱坞制片商的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