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第4/6页）
这五种以及其他的定义法，如描述、分析、比较，可以混合运用，形成较长、较全面的复式定义。除了知道可以如何定义，同时还要知道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不当定义方式，如直接引述《现代汉语词典》或别的词典、循环定义（折腾就是不稳定，不稳定就是折腾；诗人就是写诗的人；红歌是革命歌曲，革命歌曲是红歌）。说理中还要避免“诗意定义”，例如，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son）的著名诗行——“希望是有羽毛的东西”（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就不能用作说理的定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的词义太宽泛，许多有羽毛的东西，如鸟类、头饰、鸡毛掸子并不是“希望”；另一方面，它的定义又太狭窄，因为作为一种情绪或情感，希望并不总是如飞起的羽毛那样轻快飘扬，希望还有别的表现形式，如集中营和劳改队里囚犯们顽强生存便是一种沉重的希望。
有些概念的定义往往不能只用一个句子或一个段落来定义，需要对定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阐述。像幸福、贫困、和谐、暴力等就是这类概念。以“暴力”为例，可以用上述的五种定义法定义，但仍然可能没有说清暴力的本质，因此需要进一步运用“扩展型定义”（extended definition）。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为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暴力”，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直接性暴力的形式（杀戮、残害、肉体折磨等）和与直接暴力有关的压迫形式（监禁、管制、奴役），是造成社会政治性恐惧的最直接原因，也是最赤裸裸、最野蛮的形式。社会越现代化，直接暴力就越为结构性暴力所代替。结构性暴力是通过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来起作用的，它并不需要直接针对暴力对象的肉体。加尔顿把结构性暴力总结为四种表现：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他对这四种表现的分析和说明都是从压迫着眼的：剥削是一种使一方受惠的“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结构”;渗透是指“统治的一方通过控制被统治者或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来占据中心位置”;分裂是指“分裂和隔离被统治者，将之分而治之”;排斥则是将被统治者置于边缘地位。尊卑等级、贫富差别、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恶俗文学都是结构性暴力的主要形式。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文化暴力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加尔顿对暴力的分析形成了一个扩展型定义，这样的定义本身就已经显示为一种以理性的概念分类和逐层分析为标志的说理了。
类别概念与先入为主
在说理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用“类别概念”去理解或解释他们观察到的现象，不同的类别概念会使他们对相同的事情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类别概念往往会与其他成见相互影响，一起发生作用。例如，“文革”中同样是打人（如个人之间的肢体冲突），“好人”打“坏人”是“革命行动”，“坏人”打“好人”就是“阶级报复”。“打人”的意思本来是以人为对象的暴力攻击行为，但由于受当时具体环境文化的影响，同样的攻击行为却成了两件不同的事情，这是通过好人、坏人的类别概念，以及“革命行动”和“阶级报复”这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成见发生作用的。人被分成了“好阶级”和“坏阶级”的类别，这样的类别概念不仅助长和加强了关于打人行为的偏见，而且成为确定具体个人其他行为性质和意义的有色眼镜。
2005年9月，美国海湾地区遭受飓风卡特里娜袭击后，有许多报道灾区生活的照片，其中有两张被一个叫Daily Kos（绿色网）的政治博客网站一左一右地一起贴出，左边一张是合众社摄影记者Dave Martin拍摄的，照片里是一个年轻的黑人正在涉过齐胸深的积水，他一手抱着一箱可乐饮料，一手拖着一个装满东西的黑色塑料袋。合众社为这张照片提供的解说词是“抢劫食品杂货店”。右边一张是摄影师Chris Graythen为美国Getty Images图片公司拍摄，并由法新社刊发行。照片里有两个白人青年正在涉水而行，也是齐胸深的积水，走在前面的是名女性，她拖着一箱可乐饮料，肩上还有一个背包，后面是名男子，也是背着一个大背包。照片的解说词是，“在当地食品杂货店找到了食物”。Daily Kos网站对这两张照片的评论是：“只要你是白人，你就不是抢劫。”（It’s not looting if you’re white）。对“黑人”和“白人”的分类使得人们对看到的景象有了偏见。“抢劫”并不只是一种对某类行为的客观描述，而是一个概念。人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或解释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并得出原已包含在这个概念里的结论（坏人趁火打劫），这个结论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我们对别人的成见往往要比对自己的成见看得清楚。在说理中，我们应该对概念可能带有成见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运用概念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成见的概念，而这一点经常是媒体在报道事件时和读者在阅读与理解报道时所忽略的。
2013年12月2日在北京发生的外籍男子撞倒大妈事件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媒体先是报道大妈讹诈外籍男子，后来又报道说是外籍男子撞倒大妈后不但不认错，反而对她粗口谩骂。每次报道，网民的反应都是一边倒，“国族意识”鲜明，愤激的谴责远超过理性的分析。
先是有众多网民为大妈的“讹诈行为”感到羞耻，责骂大妈“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到外国去了”。继而更多网民表现了极度愤慨，他们认为，外籍男子不仅侮辱了那位大妈，还侮辱了所有的中国人，“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前后两种反应虽然看上去截然相反，但却同样隐含着“类别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的偏见——一个是“讹人大妈”，另一个是“辱华洋人”。著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指出，人类自然、正常的思维需要类别概念，“人的思维离不开类别的帮助……类别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预先判断的基础。有序的生活离不开它。”但是，类别思维也会造成先入为主和刻板印象，妨碍有效的理性思考。
先入为主（preconception）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之间有联系，但又有所区别。先入为主经常是因为某种先例而形成的一种习惯性推断，以为以前曾经发生过的，现在也就一定会发生。“先例”是先入为主思维的条件。先入为主又称偏见（prejudice），也就是在还没有弄请情况之前就下定论（pre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