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美造筏记（第7/8页）

不吉利的预言

绿叶黄竹使木筏闪耀着金黄色且令人感到格外清新。当夹在战舰群中的木筏初具规模时，海军部长亲临视察。面对自己亲手建造的那张停泊在水中的木筏我们觉得无比自豪。在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舰群中，这只是一只令人忆起印加时代人的勇敢的小小纪念品。可这幅景象却令海军部长颇为震惊。我被召到海军部签署了一个声明海军对我们在它的港口建造的东西一概不负责任的文件。我还被叫到港务主任那里在另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文件上写明：如果我的木筏载着人和货物离开港口以后，一切风险和责任均由我们自己承担。

后来几位获准到船厂观看木筏的外国海军专家和外交官，同样给我们泼了一桶冷水。一个大国的大使在几天以后召见了我。

“你父母还在吗？”他问道。我作了肯定的答复后，他紧盯着我的双眼，语调沉重地预言道：

“你父母一定会为你的死讯万分难过的。”

作为个人，他恳切地请求我放弃这次航行，现在还为时不晚。一位看过木筏的海军上将告诉他，我们绝对不可能活着渡过海去。首先，木筏的尺寸不对，太小了，一下海就会沉；木筏的长短刚好被一前一后两个浪头举起，这时脆弱的轻木在人和货的重压之下会断裂。更糟的是，这个国家的头号轻木出口商对他说过，多孔的轻木最多只能漂过四分之一航程就会因灌满水而沉没。

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无法改变我们的固执己见，他们就只好送一本《圣经》给我们，让上帝陪着我们出征。总之没有任何一位见过我们木筏的专家给出鼓励。一阵接一阵的风暴会把我们吹下海，把又矮又简陋的木筏刮沉，大风大浪中根本无法控制木筏，只能任其随波逐流。平常海上也是波涛不止，如果我们一直把双腿泡在盐水里，腿会脱皮，木筏上的东西不断受到海水的侵蚀会毁坏。如果我们把每位专家指出的重大缺陷一一相加，也就是说整个木筏上没有一根绳子，一个绳结、一个尺寸、一块木头不是造成我们筏毁人亡的因素。木筏究竟能漂多长时间成了一些人打赌的目标。一位狂妄的海军参赞下的赌注是：如果探险队员能活着到达南海群岛，那么队员们后半生喝的威士忌全部由他提供。

最糟的是，当一艘挪威船进港时，我们请来了船长和他最富经验的一两个老海员。我们急忙地想知道这些有航海经验的人的反应。他们一致表示风帆根本推不动这种圆钝的船头和笨重的筏体，同时船长还补充，即便我们能漂浮不沉，木筏也至少要一两年才能漂过洪堡德急流，听到这些话，我们简直灰心至极。水手长看了看我们捆绑的绳子摇摇头说，我们不用急，不到两周木筏就会解体，所有绳子都会磨断，这些大树干在海里会不停地摇动，绳子很快就会磨断，除非我们是用钢丝绳或者铁链捆绑木筏，否则我们最好收拾东西走人。

这些理论是不容弃之不顾的，只要有一个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完蛋。我曾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不可能一一反驳这些意见和告诫，我不是水手。尽管如此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这底牌正是整个航行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过去史前期的一种文明曾从秘鲁渡海传至岛上，当时秘鲁海岸一带只有跟我们一样的木筏。我的结论是，如若公元500年时康铁基的轻木能漂浮不沉，绳索不断裂的话，我们的木筏如能与他们的分毫不差，那么结果会是一样的。本奇特和赫尔曼曾进行过非常彻底的研究，当这些所谓专家惋惜唉叹之际，我所有的同伴却泰然处之，他们在利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好时光。只是有一夜托斯坦曾担心地问我，是否对航行的方向有把握。我们去看过电影，看见陶尔赛•拉蒙(3)在风景怡人的南海岛上的棕榈树下，穿着草裙在一群草裙舞娘中翩翩起舞。

“我们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托斯坦说，“假如海流方向和你说的相反，就太遗憾了！”

“康铁基”号命名仪式

快要起程时，我们依照惯例去护照签证处获准离境。本奇特站在最前面充当翻译。

“你的姓名？”一位呆板的小个子公文员问，透过眼镜框上方怀疑地盯着本奇特的大胡子。“本奇特•丹尼尔森，”本奇特恭恭敬敬地答道。那人在打字机上放了一张长长的表格。“您坐什么船来秘鲁的？”“哦，是这样，”本奇特俯下身来对这位温和的小个子解释道，“我没坐船，我是乘独木舟来秘鲁的。”

这人不解地看着本奇特不发一言，表格空白处打上了“独木舟”几个字。

“那么您乘什么船离开呢？”

“嗯，还是那样，”本奇特很有礼貌地说，“我不坐船，我乘木筏走。”

“说得倒蛮像回事！”办事员生气地把纸从打字机上拉下来，“您能不能正经点回答我的问题？”

起程前几天，木筏上堆满了我们的装备、口粮和水。装着军用份饭的小木筏异常坚固，这些东西足够六个人吃四个月。赫尔曼想出一个主意，把沥青熔化以后涂在每只箱子上，等于盖了一层薄膜，然后再撒上沙子以免粘连，再把箱子一个挨一个贮藏于竹条舱面底下，塞满了支架着竹舱面的九根横梁的空间。

一个晴朗的春日，我们上山，在五十六个水桶里装了275加仑饮用水。我们把这些箱桶也固定在横梁上，以便让不断溅起的海水能时时冰着水箱。我们的装备还包括一大筐水果、白薯和椰子，我们把它们捆在竹舱上面。

竹室的一角被克那特和托斯坦用来安放电台，室内地板下面的横梁中间绑着八口箱子。其中两只专门放科学仪器和胶片，其余六只分给每人一个，各人携带的个人物品以自己的箱子能容纳为限度。埃里克带的几卷画纸和吉他把箱子塞满了，他只得把袜子放在托斯坦的箱子里。本奇特的箱子由四名水手才抬上木筏的。他买的全是书，他把七十三本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著作全塞进去了。在箱子上我们铺上了苇席和稻草垫，如今万事俱备只等出航了。

本筏先被拖船拖出海军区到港口转了一圈，看看货物装得是否平衡，然后被拖到卡亚俄游艇俱乐部。出发前一天，我邀请了有关人士在那儿出席命名式。

1947年4月27日挪威国旗迎风招展。院子四周的旗杆上挂着曾用实际行动支援过探险队的外国国旗。码头上全是观看这艘怪筏命名典礼的人。这些人中好多人的肤色和面容特征说明他们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带航行过。不过也有以秘鲁海军和政府代表为首的古西班牙人的后代，此外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大使，太平洋英国殖民地前总督，瑞典及比利时的部长，以及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来自小小挪威殖民地的友人。当然不乏大批记者和咔嚓作响的电影摄影机，是的，除了管弦乐队和一面大鼓以外几乎是万事俱备。有一件事我们都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木筏在海湾外面解体了，我们就是每人怀抱一根木头用手划，也得划到波利尼西亚，再无脸面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