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和波利尼西亚人在一起（第6/8页）

演出的节目多得不计其数，引人入胜的表演接连不断。最后，就在我们面前，一群小伙子一个挨一个蹲成一个圈圈，图普侯手一摆，他们立刻便用手掌在地上有节奏地拍打起来，一开始缓缓击地，然后慢慢加快，节奏越发趋于完美，此时一个鼓手忽然开始击鼓伴奏，两根鼓槌犹如疾风骤雨般地敲击着一段挖空的干木，发出尖锐震耳的声响。当节奏达到要求的活跃程度时，伴唱开始了，一个脖子上挂着花环，一只耳朵后面戴着簪花的草裙舞娘突然跃入人群。她赤裸着双脚踩着音乐节拍，曲下双膝，臀部有节奏地扭摆着，以真正的波利尼西亚式的格调将双臂曲拢在头部上方。她跳得棒极了，不多时整个人群都击掌踩点。又一个姑娘跃入人圈，然后又是一个。她们的节奏完美无瑕，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柔曼动作，如同几只优美无匹的影子在翱翔回旋。沉重的击地掌声、歌声以及振奋人心的木槌鼓声的速度越来越快，舞蹈也越来越狂热，同时旁观者也疯狂地呼喊、鼓掌为她们击节。

这便是昔日的南海生活。繁星点点、椰树摇曳，夜是如此温柔浪漫，夜的气息里充溢着馥郁的花香，黑夜里充斥着蟋蟀的歌声。春风满面的图普侯，用力拍打着我的肩膀。

“买台？”他问。

“是的，买台。”我答道。

“买台？”他又问余人。

“买台。”他们全都使劲回答道，这的确是他们的心里话。

“买台。”图普侯指着自己点点头，此刻他也陶醉了。

就连冷静的台卡也认为这是一次盛举，他说这是白人首次参加腊罗亚的舞会。咚咚鼓声、掌声、歌声和舞蹈动作一阵快似一阵。这时候一个跳舞的姑娘不再绕着圈子跳了，她立在原地极快地扭摆着，伸出双臂对着赫尔曼。赫尔曼在大胡子后面偷笑着，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

“勇敢点，”我悄声说，“你不是跳得很好吗。”

赫尔曼一跃而起进入圈内，人群顿时轰动起来，他半蹲着尝试着扭摆草裙舞的各种困难动作。人们的欢欣情绪达到了极致。不多时，本奇特和托斯坦也跳进去扭动起来，为了赶上节奏，他们累得脸上汗珠直淌。舞蹈的速度越跳越快，根本是风驰电掣，此时只剩下鼓点声，鼓声响成一片，三个草裙舞娘像杨树一样随着节奏抖动。舞曲终结时，她们一齐坐在地上，鼓声戛然而止。

夜晚是属于我们的。人们的兴致正浓。

下一个节目是鸟舞，这是腊罗亚最古老的礼仪表演舞中的一种。男女排列成两行跟着舞蹈节拍往前有节奏地跳跃，模仿群鸟跟随头领的动作。领舞的人为鸟酋，实际上他只是做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动作，并不参与舞蹈。

舞蹈结束后，图普候解释说这是为向木筏致意而演出的，现在要再表演一次，可是要我去扮鸟酋。我以为领舞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狂呼乱叫，蹲在地上转圈蹦、扭动屁股和在头顶上挥动手臂，于是我紧紧头上的花环大踏步跨入舞台。当我又扭又跳时，我看见老图普侯笑得差点就从凳上摔下来了，音乐声越来越小，因为歌唱者和弹奏的人全都和图普侯一样笑得不可遏止。

此时，无论老少全都想要跳舞了，鼓舞与拍地的人飞快出场，揭开了又一场热火朝天的草裙舞序幕。舞娘首先跳入圈内，随着越来越狂热的速度翩翩起舞，然后轮番邀请我们几个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男男女女跟进来，一面跺脚一面扭摆，速度越来越快。

埃里克无论如何也不肯挪窝，他正忍受着木筏上的冷风和潮湿引起的已消失的腰痛病的折磨，他胡须满面直挺挺如同游艇上的老船长那样坐在那儿抽烟斗。跳舞的女孩想引他上场，可他就是不动弹。他身着一条肥大的羊皮裤，这是他在洪堡德急流最寒冷的夜晚穿的。他长须满面坐在椰子树下，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皮裤，俨然鲁宾孙•克鲁索转世。妩媚的姑娘再三向他献媚，可全然不奏效。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抽他的烟斗，乱七八糟的头发上戴着花环。

后来一个体态丰满、肌肉发达的中年妇女上了场，她跳了几个舞步，舞姿尚可，随后径直大步向埃里克走去。埃里克大吃一惊，这位伟岸的女性对他嫣然一笑，一把抓住他的臂膊把他从凳子上拉了起来。埃里克那条滑稽的裤子毛朝里皮面朝外，裤子后面破了个洞，从破口处钻出一缕毛，就像一根兔子尾巴。他无奈地跟在后面蹒跚走入人圈，一手握着烟斗，另一手则按着腰痛的地方。当他想反身跳时，为了阻止花环掉下，他必须放开抓裤子的手，待他把花环斜套在头上之后，又得伸手抓裤子，裤子正自往下滑。他面前那位正在转圈跳草裙舞的健硕妇人也同样可笑，我们笑得眼泪都滴到胡子上了。不久，圈子里其他的人都停了下来，阵阵哄笑响彻云霄，大伙都望着草裙舞大师埃里克与重磅级女士翩然地回旋起舞。最后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歌手与乐手都被这滑稽场面逗得捧腹大笑。

宴会一直持续到天亮，我们才喘了口气，然后我们又同一百二十七位居民逐一握手。我们在岛上的那段日子里，每日清晨和晚上都要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从村里勉强凑了六张床，靠墙并排放在村公所里，我们就似童话里的七个小矮人一样(5)睡成一排，头顶上方的墙上挂着芳香馥郁的花环。

一次事关名誉的手术

第二天，那个头长脓包的六岁孩童的病情似乎恶化了，高烧106度(6)，脓包肿得像成人拳头一样，还一跳一跳地疼。

台卡说孩子像这样死的不少，如果我们不会治的话，那孩子必死无疑。我们带了几瓶新型青霉素片剂，可我们不知道该让孩子用什么剂量。一旦在我们给他治疗的过程中孩子死了，这很可能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克那特和托斯坦又取出发报机，在两株最高的椰树之间吊了一根天线。晚上他们再度与坐在洛杉矶家中的从未谋面的朋友海尔和佛兰克联系。佛兰克打电话找了一位大夫，我们用摩尔斯电键发出孩子的病症和我们药箱中所有的药品名单，佛兰克转达了医生的答复。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小豪马塔住的茅屋，他躺在那烧得翻来覆去的，半个村子的人都围在他身边乱哄哄地哭泣。

赫尔曼和克那特充当大夫，而我们其余的人单是挡住村里人阻止他们进来就够戗了。当我们拿着刀子进去要开刀时，孩子的母亲立刻大哭大闹起来。我们剃光了孩子的头发，打开脓包。脓血一下子就直蹿到房顶上，几个当地人激愤地往里挤，我们只得撵走他们。当时的状况紧张而混乱。排净脓水消过毒之后，我们用绷带绑好孩子的头，接下来开始使用青霉素治疗。孩子接连两个昼夜高烧始终不退，我们每四个钟头给他换一次药且一直让疮口敞开。每天夜晚我们都请教洛杉矶的医生。后来小孩的温度突然就降了下来，开始有了笑容，并且想瞧瞧有关白人的奇妙世界的照片了，看那些摩托车、牛和高层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