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2/5页）

“我不是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者，”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你我的情况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认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承担什么样的风险。”

他说，我的决定让他“相当烦恼”。

返回波士顿后，我告诉他我打算回哈佛大学，继续在之前那些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这让他大大地松了口气。然而，局势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越来越混乱之际，我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到罗克斯伯里黑人社区的一所小学任教，这又让父亲重新焦虑起来。他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却告诉母亲，我这个看似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突然决定让他很担心。

当他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这个被他视为一时冲动的临时决定，竟成为我最终选定的事业时，他才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反对我。又过了几年后，当他发现对我来说，这个选择不仅并非临时性的，还将我引回写作之路，并最终出版了一本书时（书中写的是我正在教的那些孩子们；他非常喜欢那本书），他似乎才终于不那么担心我了。

幸运的是，父亲十分推崇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兼心理医生——罗伯特·科尔斯——在纽约《时代周刊》上替这本书写了篇非常棒的评论。父亲告诉我，这让他“备感欣慰”。第二年春天，我荣获国家图书奖后，他带我去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在那场只有我们父子的晚餐上，他不仅说“总而言之”，他“非常高兴”，甚至还做出让步，说：如今他终于相信，对我当初想当老师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是个错误的决定。

然而，我还是忘不了我第一次冒险进入罗克斯伯里时，他那抹冷酷又不祥的眼神。尽管他忍着没对我说，只是告诉我母亲，他担心我会“忍受不了”，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一年，几乎每次谈话，我都能从他声音里听出那种警告之意，并让我挥之不去。

直到5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我发现自己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父亲的掌控。此时，我投身其中的民权运动开始瓦解。因为该运动里那些最活跃的领导人要么死于暗杀，要么因年迈而精力大减，而剩下的人则成了自我毁灭的个人行为的受害者。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熟识的活动家和较年轻的领袖们，尤其是那些动机早已深植于其意识形态的人，竟然放弃从大学时代就选定的理念，让我表现出些许不安。父亲不仅用身为临床医生的敏锐读懂了我的心思，还察觉到了我的这种不安。

我自己的信念依然未变。我投身民权运动，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觉得要是退出竞争行列，我或许就逃避掉了当时我们那辈人应该承担的某种义务。从教育孩子中得到的直观体验，以及眼看着他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贫困，都加深了我这种感觉。因此，迅速变化的思想环境和左翼团体的分裂，几乎没对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或写作的书产生任何影响。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我在大学遇到的很多学生，都在迅速失去积极的心态，而部分原因是没有更多能继续维持和调动其理想主义精神的运动。他们似乎找不到能对其信念有用的具体措施。紧迫感和热情的丧失，势必会让他们勇于拼搏的劲头大减。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父亲发现，周遭环境的变化不仅让我产生了“些许不安”，还令我无法，或不愿再适应这些政治现实。我想，他终于决定是时候点醒我了。于是，一天晚上，我俩坐下后，他立刻直奔主题。

“过去这几年里，我一直都在观察你，”他说，“你要是想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一定全都告诉你。我是这么想的：你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受过哈佛教育、随和版的切·格瓦拉[3]。但你那些穿蓝色牛仔裤的士兵却已经返回商学院。他们早已满脑子的工资和抵押贷款，哪儿还有革命的影子……我想，我是你父亲，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刚刚对你说的这番话，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

至少，他的用词——穿蓝色牛仔裤的士兵——吓了我一大跳。用当时的标准来看，我绝对算不上什么革命者。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我认识的几位活动家对一些极其不理性的暴力活动产生了兴趣，这多半让父亲更加忧心忡忡。一个名叫“地下气象站”的恐怖组织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身为一名精神病学家，父亲相信，他们是群完全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能为了自己笃信的目标，完全漠视他们造成的伤害。”

他说，我公开质疑该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后，他才终于放下心来。但我觉得，尽管如此，他依旧忧心忡忡。他虽然不担心我被卷入什么极具破坏性或不理性的活动，却担心我的文章煽动性太强。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会导致我被边缘化，结果不仅有损我潜在的影响力，还可能危及我靠作家这一职业谋生的能力。

我想，父亲要是没那么了解身处动荡中的人通常都会有何种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将如何加剧其生活的不稳定性，我或许还能像以前一样，更容易抚平他的焦虑。然而，这一次，我知道父亲是对的。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感谢他那条醍醐灌顶的好建议。我想，那条建议让我更真实地理解了自己的处境。

20世纪80年代早期，先是罗纳德·里根当选了总统；接着，尼克松当政时期，政治格局又在复仇派（该派不仅包括极端保守主义者，也有部分极其聪明又无比刻薄的前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两种人似乎已对自己之前的理念心存恐惧，并十分蔑视那些依然坚持这些理念的人）。政策中发生了改变。也就是在这时，我经历了第二次自省危机，并再次跟父亲谈起此事。不过，这次主动挑起话题的人换成了我。

1983年的某天，我跟我的文稿经纪人提起一个写作方案，并向其描述了我开始写作的这本书。该书围绕我在贫困社区见过的那些成年人展开。他们大多是文盲，无法在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或进入公立学校前为他们提供学前教育。于是，我开始跟某些文化团体合作，并撰写了一份类似作战计划的预备文案，打算在此基础上开创一系列能同时教育这些家长及其子女的项目。后来，该计划被加利福尼亚州图书馆系统吸纳。因此，我计划写作的这本书将以这项事业为基础，但其间的阐述会深入很多。[4]

然而，他发现该计划主要是在内城贫民区展开，所以认为我的写作也将继续探讨种族，以及社会体系不公平性带来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出版商对此不会有太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