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4/5页）

父亲给我那条建议后不到7年的时间，他便开始在谈话中忘事、记不起他试图描述的人或地点的名字。不久之后，他替我母亲和他自己做决定时的那种自信感也明显开始减弱。

从那时候起，我们之前的权势平衡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偶尔询问我的意见；写文章时，即便他拿给我看的东西依然十分老练（我觉得，其中某些甚至还极具原创性），但他若觉得某处拿不定主意，还是会望向我，寻求保证。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和一名知识分子，他也像其他那些进入晚年后的人一样，往往并不想简单地重构已经写过的论点或过去已经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他写的某些文章中，不仅毋庸置疑地体现出了他思想方面的进步，也体现出他有足够的胆量，说出某个自他写作以来最具煽动性的新观点。

这些文章最引人瞩目的观点之一是：努力完善他早年曾从伦理角度接受的那些角色，并从一名精神病学家的角度出发，评价某种或许会被传统观念视为有悖于公民秩序的不同意见。文章一开篇，他便明确区分了病态行为（或称“非理性破坏性行为”）和他称之为会导致社会不公的“有原则抵抗性行为”。他注意到：“自古以来，压抑引起的愤怒都被视为一种正当的行为。”“因别无选择而陷入绝境时”，即便由此爆发明显的暴力行为，也是“可以容忍，甚至受欢迎的”。

文章继续写道：无论在美国，还是别的地方，“尽管抗议者们或许会被某些机构视为危险分子”，他仍不会将危险犯罪行为等同于“当代社会的规劝模式”。提到那些“对彼此充满同情和怜悯之心，其行为动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无私的人”，父亲总是满怀敬意；与此相反的动机，则是一种“自私自利”、源自人格失常下病态怒气的行事动机。阅读这篇文章，看到他如此动情地说起“有原则的抵抗”，真是令我感触颇深。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并非对其早年信念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大胆修正。

给我看过那篇文章约一星期后，父亲又给我寄来一份影印文件。那是18世纪某位意大利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上面还有一则伏尔泰写的名为《犯罪与刑罚》的评论。这是他在医学院著名的康特威图书馆里找到的文章。他努力构思自己的写作时，经常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说，这篇文章虽然跟他正在构思的东西无关，他却觉得，我或许会对其中的某段话感兴趣。

那段话是这样写的：“最终，预防犯罪最可靠的方法，是完善教育系统。但这是……一个目标。要是容我大胆宣布，这是个与政府本质联系密切的目标，并将一直保持空白……”父亲说：“我觉得，你或许想在你的某场讲座上引用这段话。”他把那句“并将一直保持空白”圈了出来。我们之间这种令人愉快的互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仅仅第二年，我便被迫发现，父亲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例如，我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会让他感激涕零。我开始尽力调和他与母亲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也竭尽所能帮助他整理各类笔记和文章。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堆了很多未写完的文章，便建议他用回形针按主题将其分类。这样即使第二天一早继续写作，他也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亲爱的乔纳森，”之后不久，他便写来回信，“你的到来给我和你母亲带来的帮助比你料想的还多。你的指导（指的是我调解他跟我母亲吵架的事）和建议真好，我已经分门别类地重新规划了工作区，并整理了办公桌上那堆引起你注意的混乱物品。在你的鼓励下，我真的开始收拾东西，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我真是备受鼓舞。我一定会保持下去，并不断向你汇报的……”

不过，那种备受鼓舞的感觉显然还很脆弱。1991年秋，有人邀请他参加因12月第一周罗马爆发的那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而召开的一次集会。可是，日益恶化的记忆力，让他一连数周都优柔寡断地难以做出最终抉择。

“焦虑真是太可怕了。”10月，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如今，我才发现，如此短的一封信，他却在信封上多贴了一倍的邮票。而且，我的地址是用加粗的大写字母写的，街道名和邮编下还用很粗的黑色记号笔打上了下画线。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这场邀请他出席的集会，显然已经让他陷入混乱的自我怀疑情绪中。他知道，很多欧洲同行也会出席会议。一读完他的这封来信，我立刻拨通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把演讲稿复印一份给我看看。听到他说要是我俩能坐下来一起通读一遍，或许能让他有所启发时，我立刻驱车直奔波士顿。我抵达之时，他已经准备好演讲稿了。

演讲稿主要从精神病学领域分析某个人的性格特征。这个人为达到某项政治意图，准备通过参加一项诸如劫机之类的暴力行动，将自己或许还有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

“反社会的暴力行为，”他这样开头道，“经常涉及一种会模糊自我与他人、侵略者与受害者界限的鉴别特征。”

他推测，这类行为中，侵略者的行为似乎有一种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接着，他通过假设这种情况或许有时会带来某种“自我标榜”或“神学维度”的特质，来详细阐述了这种“自我牺牲特质”。

和他之前给我看的那篇文章一样，他再次区分了这种行为与某些暴力行为。（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些暴力行为或许会被视为在遭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人类会有的理性反应。）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么说并非纵容恐怖主义活动。他承认了一个微妙的事实：恐怖行为不能总是被视为病理学上的行为（比如，他举了“美国奴隶叛乱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尽管这种观点几乎总是会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历史学家们还是常常将其视为勇敢的英雄行为。

读完演讲稿后，我立刻告诉父亲，觉得他写得非常棒。我说，就算只是提提“幽灵般的自我牺牲特质”，罗马的那些与会者们肯定也会大感兴趣。应他的要求，我标出了一些重复的地方，在三四个地方加了些过渡语，并建议他重新调整了某些段落的顺序。

6周后，他和母亲飞往意大利赴会。我想，就算他仍时不时地与出错的记忆抗争，他应该也能不着痕迹地应付自如，或如往常一样，机敏地掩饰过去。如我所料，他在演讲后做了一些注释，其他与会者们的反应，让他得到了期望中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