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8—10世纪的宗教与武术家（700年—960年）（第3/6页）

但此时玄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轻率地命令主将哥舒翰出战。安禄山在黄河边伏击了哥舒翰的部队，最终唐朝的军队在野战中被全歼。叛军随即攻占了潼关，然后向长安挺进。唐朝政府在极度混乱中向西部撤退。玄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逃到四川盆地，却发现自己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的太子李亨和父亲分手后，在甘肃继位并掌握了实权，称为唐肃宗。然而财政的濒临崩溃和军费的激增令新皇帝头疼不已。为了缓解窘境，帝国不得不向回鹘人借兵，这一突厥民族的旁支此时已经皈依了摩尼教。

出于外交上的理由，肃宗解除了对摩尼教的禁令。在回鹘人加入战团后，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帝国方面倾斜。但是战争一直延续到763年春天，中国北方人口可能有三分之一死于漫长而残酷的战乱。战争结束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家族被毁灭了，但是他们的军队的一部分却仍然在其他将军的统领下保存了下来，并对帝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实行有效统治——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一直被蛮族的语言和文化所主宰。因此，帝国的表面胜利事实上只是漫长的停火协议。野心勃勃的众多军阀仍然窥伺着权力的宝座，而长安完全无力控制。另一方面，自从肃宗开始，皇帝的权力也部分落入了宦官手中——这些被阉割的皇帝仆人在汉王朝后期曾经事实统治过中华帝国，现在他们再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唐帝国走向它在8世纪的衰落和9世纪的毁灭。

在8世纪后期，在长安和各军阀集团不断交替的敌对和臣服关系中，中华帝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出现的奇特状态：既不是统一，也不是分裂，既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这一政治局面促进了刺客与游侠文化的繁荣。已经发展了两个多世纪的新武术运动开始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利用为军事手段的补充。当然，武术家们也反过来利用了这一点，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领域领域拓展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这和公元前3世纪的情况不无相似。然而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女性游侠在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史思明的原部下、潞州军阀薛嵩（？—773年）的婢女红线。她是薛嵩的亲信，充当了秘书、保镖或许还有情妇的角色。当薛嵩的管辖区即将被另一个军阀田承嗣——曾经是效忠于安禄山的将军——武力并吞时，薛嵩打出了这张王牌。红线在严密的防卫下从田的床头盗走了一个金盒。当薛嵩在次日派使者将金盒送还给田将军后，后者显然为这种含蓄的威胁惊呆了，并放弃了一切试图吞并潞州的尝试。在不久后，红线离开了薛嵩，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67

在一代人之后的9世纪初，出现了另一位著名的女性游侠聂隐娘。在传说中，她是魏博军镇将军聂锋的女儿，但从小被一名神秘的佛教修女掳走并授以剑术。据她的口述，那名修女还有其他的女性徒弟。聂隐娘显然热衷于游侠的冒险和杀戮生活。但她找了一个平庸的磨镜工匠作为丈夫。

在聂锋死后，聂隐娘开始为魏博军阀、田承嗣的旁系后裔田弘正（764年—821年）效力。田弘正的帐下网罗了许多技能高超的游侠——这或许是田承嗣时代被红线刺激的结果。在一次任务中，聂隐娘被派遣去刺杀刘悟将军，此人是田弘正最大的敌人李师道的大将。然而刘悟成功地令她转而为自己效力，用以对付田弘正派来的其他杀手。聂隐娘杀死了一名叫作精精儿的刺客，并欺骗了另一名刺客空空儿：他刺向刘悟的一剑击中了刘悟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玉石。而此人因为太骄傲，杀人不愿意出第二剑。因为一剑落空而飘然远去。68

据约翰生博士的研究，这一离奇的刺杀事件事实上是聂隐娘和空空儿联合导演的一出骗局。目的是威吓刘悟并使聂隐娘取得其信任。正是聂隐娘策反了刘悟，使得后者在819年的兵变中杀死了李师道并向田弘正投降，这比单纯的刺杀对田弘正更为有利。69不久，聂隐娘便离开了刘悟。若干年后，刘悟的儿子在四川见过她一面，此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越女剑派的口头传述中曾经提到一位唐朝的女剑术家改革了一套古代“越国女士”所流传下来的剑术，使之更为现代化和实用化。70从时代来看，此人极有可能是聂隐娘，或许她才是越女剑派的真正的创始人。

即使这位聂隐娘并不直接和越女剑法相关，这些证据也足以表明，在唐朝中期已经有一个女性剑派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中唐的地方政局。另一名成员可能是荆十三娘，关于此人只有极少的记载，证明她是一个在当时罕见的女性商人并且具有惊人的武术造诣。71无论如何，考虑到这一时期武学方面记载的极度匮乏，有关女性游侠和刺客的记录足以给人深刻的印象，向研究者显示出正在复兴的江湖世界逐渐繁荣景象。

其他武学进展方面，此时也出现了少林以外的一些宗派，譬如创始于先天年间（712年—713年）的“先天拳”，是一个源自道教修炼术的重要拳术派别。这一派别在唐朝相当繁荣，一些著名的武术人物，譬如宣慈寺的看门人，被指认为这一派别的成员，此人曾经拦下街头飙马的贵族青年和维护他的宦官并将其打倒，事后也无人敢于报复。72这一古老的流派直到清朝后期仍然存在，但早已丧失了在武术界的优势地位。73

唐代的知识分子经常记载他们路遇神秘的武术家的遭遇。这些记载即使不都是真实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术世界的日益壮大，并和主流社会网络有着密切的接触。但是在主要记述中，武术家都是以个人身份行动的，门派和帮会远远没有发展为成熟的社会组织。并且，从红线和聂隐娘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武术家仍然依附于割据地方的军事势力，而这些势力能够存在，又是由于唐时期门阀世家主宰地方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从相当多数的武术家都是僧侣、比丘尼或者道教修士的情况来看，诸如少林寺这样的宗教组织是武术家主要的培养机构和庇护所。军事和宗教两大载体仍然是武术家的基本归宿。只有在下一个时代，武术家们才能获得充分而完全的自由。

宗教的衰落和吕岩教团的西征

在9世纪初期，宗教势力在中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佛陀的舍利子被迎入长安时，疯狂的人群几乎可以和耶路撒冷与麦加的宗教朝圣相比。而道教也被渴望永生和超能的皇室与贵族所虔诚地信奉，唐代有好几位皇帝据说就死于道教的修炼药物之下。不过这一切已经是最后的辉煌。845年，唐武宗李瀍（814 —846）下令禁止佛教和其他来自西方的宗教，为七个世纪的大宗教时代划上了句号。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寺庙和修道院被拆除，大片的田地被没收，神职人员被迫恢复世俗的身份。在沉重的政治迫害下，佛教失去了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优越地位，曾经能够和皇室分庭抗礼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为帝国的稳定和和谐而效力，成为它此后生存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