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歌解读（第6/7页）

五、爱之神（7）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娃子着慌，摇头说，“唉！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地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地去自己死掉。”

这是目前所知鲁迅为数不多的新体诗中的第二首，与《梦》和《桃花》同时发表。同期的《新青年》上，还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向封建礼教宣战的第一声呐喊——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此时的鲁迅，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杀入文坛的。他的投枪所掷向的第一个敌人，便是那“铁屋子”的厚壁——吃人的传统礼教。所以，《爱之神》这首诗，也应当与作者同期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鉴赏。

诗题“爱之神”，来自西方神话。在希腊神话中叫埃罗斯（Eros，即“爱”之意），本是奥林匹斯神山上的众神之一。后来延续到罗马神话中，改称为今天众所周知的丘比特（Cupid），通常传说的形象是一个体生双翅、手持弓箭的裸体小男孩儿。据说他的金箭射中人心，该人便会产生爱情。所以恋爱中人，常说被金箭射中云云。现在的情人卡封面，亦常画有一箭射穿两颗红心图样，即本于此。

于是有人便认为这首诗是在用典，而且是“活用典故”，“是化旧为新的一种创造”。照此推论，诗文中凡有涉及中外旧闻故事之处，皆成用典，此大谬也。用典乃以旧喻新，以彼映此，不过修辞之技耳，若“灵台无计逃神矢”，是也。若直写史实掌故，不论有无新见，是否隐喻象征，则只能目为即题论事，不可以作用典，若《咏荆轲》、《过华清宫》，是也。这首诗直接描写的对象便是“小娃子”爱之神，虽然别有寓意，那无非是写作手法，与修辞手法不可混为一谈。

全诗共11行，无论按“内容”还是按“形式”，结构上均可分成三部分。

前3行为第一部分，每行两逗，合为一句。行尾押韵，按旧韵“中”、“弓”在“东”部，“胸”在“冬”部，按新韵或俗韵则同属一辙。鲁迅旧体诗功夫很深，音韵的基本功断然不会糊涂。从这里也可看出作者有意打破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尝试新的途径的探索。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深谙旧体诗之人见之，恰如黄酒里品出了可乐，别有一番滋味冒出心头。

前三行描绘了“爱之神”的形象。没有浓墨重彩的油画技法，用的是作者最擅长的“白描”。劈首一句，“一个小娃子”，为全诗奠定了调子，是白话，是通俗的白话，是口语的白话，是叙述性的白话。“小娃子”是可爱的意象，但是“小娃子”不懂事。“小娃子”天真无邪，但是容易惹是生非。“小娃子”有好心，但未必能成好事。人们常说“爱情是盲目的”。爱神之所以被想象成这么个“小娃子”，决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小娃子”意象并未包含作者的什么微言大义，作者既未曾怪他淘气多事，也未曾嘲笑、责备他不负责任，他就是一般读者印象中的那个大胖小子而已。你看他“展开翅子在空中”，是很漂亮的一幅“洋年画”嘛。加上“一手搭箭，一手张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爱神形象。这个形象给人的直觉不外是可爱、有趣。但是有的论者过于高明，说这个小爱神“居高临下”，“好不威风”，大有教训社会的“架势”，未免是美人脸上画虬髯，硬把西施涂成张飞了。“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本来便是小爱神的自然举动。爱情突如其来，莫名其妙，恰如春来草自青，要是循因知果、有板有眼的，那还叫爱情吗？可有人责备爱神是一个只管放箭，不管后果的不负责任的“胡乱栽培”者，说他“不仅在空中张弓搭箭前完全没有目标，非常随便，而且发箭之后，也没有促使人们的觉醒，相反地倒叫人不知所以。莫衷一是”。这样的批评未免太难为我们的丘比特了。须知西方的爱之神不同于中国的月下老，放金箭不同于系红绳。丘比特的精华之处就在于天机不可泄露的神秘之箭上。若是硬让他像中国的老媒婆子似的，问好了双方的生辰八字，有计划有步骤地成就一桩“天赐”良缘，那他就不叫丘比特，该叫马泊六（8）了。那鲁迅又何必专写这个小娃子呢？说鲁迅此诗是讽刺社会上胡乱栽培青年的启蒙者，未免过于拔高了文学革命初期鲁迅的思想境界，同时也过于脱离诗作文本，穿凿太甚。应知鲁迅此时也未必清楚该将青年引向何方，他所明确的是要呐喊、要唤醒、要打破、要解放。至于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苦恼，鲁迅本人也深刻地感受着，他哪里会去讽剌那终于把爱情的金箭射到这五千年古国的土地上来的小爱神呢？

接下来的四、五两行是诗的第二部分。这是被金箭射中者所说的两句话，句尾的韵脚按旧韵“培”在“灰”部，“谁”在“支”部，作者按俗韵将其押在一辙。

这一部分虽只两行，意义却很重要。被射中者的身份性别过去曾有过争论，其实这个人是男女老少都无所谓，这个人只有话语，没有形象，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被爱的声音唤醒的中国人。他的第一句话，称“小娃子先生”，表示了对这位爱之神既尊敬又陌生的心情。“谢你胡乱栽培！”感激中夹杂着一种诚惶诚恐的自卑。“胡乱”二字，不是对爱之神的埋怨，而是一种受宠若惊的自谦，“胡乱栽培”即是文言“错爱”的白话直译，与“施针砭于社会”

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谢过之后，便提出了全诗的中心命题：应该爱谁？

鲁迅于1919年1月在《热风•随感录_四十》中引用了一位少年的诗句：“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鲁迅说：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他又说：“可是东方发白……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可怜的中国人终于承认自己心头所自然萌发的那股冲动是合情合理的了；终于懂得去追寻爱情了。说这是“反封建的叛逆之音”，是“爱的觉醒”，诚然不错，但还不够完全、准确。因为觉醒了之后无路可走，这才是诗眼所在。爱之神毕竟是舶来之神，放眼神州大地，觉醒者仍是极少数，这些从魔鬼手上漏出的光里觉醒的新人，到哪里去“爱我所爱”呢？这似乎是比不晓得爱情这回事还要深切的痛苦。故而鲁迅说：“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在爱情问题上，个性解放的先驱者们表现出鲜明的苦闷和孤独。如果联系一些当时的文化名人的实例，所见愈加昭然，此处不作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