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 神（第2/6页）
手稿与记忆，都在十字路口，而植物从根上长出，让它的美丽去流浪。隋炀帝耳食琼花之美，就下了扬州。美是一份手稿，历史是一份手稿，现实也是一份手稿，只是对我而言，字迹都难以辨认。
而与手稿最为相似的莫过于植物了。每一刻，它们都有变化的可能——不要停下吧，为——美，为——什么！不停下的历史与现实并美，因为有了区别。人站在一棵椿树下是很脆弱的，脆弱的时候，也因为有了区别。美是区别，美是脆弱，所以没有比精致的生活方式消失得更快的事物。我们用我们的粗糙和他们的精致区别开来，尽管这也是区别，却一点也不美。区别并不就是美。
梅花开时，他就移榻园中，四周张以纱幔，月光把梅花摇上纱幔，影子回青。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古代精致生活手中的一捧雪。
说到雪，我想起白居易。雪是白的比喻。白居易把一生诗作请人抄写三份，存放三个地方，像蒲公英成熟，被风一吹，种籽四处飘散。也像是“分株”，这是植物学术语吧，反正从白居易一式三份的行为上，举一反三，我看到古代中国诗人多像是雨前的园艺师。
唐诗是春天的植物。
宋诗是秋季的植物。
这以后的诗，大抵朽木上雕花。
唐宋诗人园艺师，明清诗人雕花匠。现在的诗人，一位偶尔逛逛花店的顾客——前几天我逛花店，发现花随人气，现在的花真是朵朵徐志摩，“浓得化不开”。
晚年的白居易，尽管多病却不能忘情，深得现世三昧。生病，吃药，也是现世的快乐呵，尤其是吃中药。中医药典，几乎是一部植物志，中药在本质上是绿幽幽的。如我行走于露水草地，这些都是药：蒲公英、半边莲、车前子；在老树下，而草而药躬着身。
茯苓饼，花脸，曹操，粉红
蒲公英。
白色。
蒲公英白色的球体——一座小小的戏园，圆顶戏园，我想起一座戏园——大红舞台，吉祥如意。十几张八仙桌，听戏的人散坐着，花瓣绕住紫檀色花芯。喝茶，喝彩（喝彩是一门技术），嗑瓜子，瞌睡，吸纸烟，吃点心——我怀念这样的状态，其中有种现世和现世的快乐。这状态是嘈杂的，现世的快乐本身就不无嘈杂色彩。
法国诗人米肖自称“蛮子”，因为他认为世界的文明在东方。他到过中国，进到戏园，他说舞台上的演出与人的生存状况很接近，最让他感兴趣的是看戏的时候还有东西吃，这就造成良善和睦的气氛。
只有现世快乐之中，粉墨登场的历史同艺术下台后还会跑到我们懵懵懂懂的心里，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白一块——历史是正净，俗称大花脸；艺术是副净。明明脸上涂抹得天花乱坠不干不净，却要称之为“净”，倒不失幽默感。
历史有时候就是艺术，艺术也往往成为历史。只是历史生气，只能在鼻子里“哼嗯”几声，而艺术一旦不高兴，就“哇呀呀”了。花脸像座植物园，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白一块地一路跟着我，像我跟紧死去的祖父。
“花脸”这个词，总让我想起童年在照片上见到的一种花卉：“抓破脸”。记忆中产于南美。白色的还是紫色的花瓣上有几道像用指甲抓出的血痕。黑血痕。红血痕。在花脸之中，看上去最干净是曹操的水白脸——水粉打底加上些黑笔道勾成，这就是所谓的奸臣脸，我们叫它“白鼻头”，也就是“白鼻子”的意思。小时候有一首童谣，见到人摔跟头就唱：
奸细白鼻头，
曹操摔跟头。
大概是这样唱的。曹操是水白脸，但在印象中白的只是他的鼻子，这无疑是受上面那一首童谣影响吧。白一块的曹操鼻子，不知为什么我会常常和北京著名土特产茯苓饼叠加一起。又白又薄的茯苓饼呵，我吃掉多少曹操的鼻子呢？
在童年，我总是对大人告诉我所谓的坏人坏事充满好奇，下地狱的力量远远大于上天堂的愿望。茯苓饼我吃得不多，偶尔有人从北京来，给我捎上一盒。我现居北京，倒几乎忘记这种点心。
又白又薄的茯苓饼，好像风（细细的春风）都能把它吹起。但茯苓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想象它的品质洁白。隐约地想起它是菌类植物，于是我就查《本草纲目》。竟没有查到。可能是我心急慌忙，也可能是茯苓另有姓名。品质洁白的高人，一般都是隐姓埋名的。我只查到“土茯苓”，不知与茯苓是不是一回事。土茯苓有一个别名很好听，叫“冷饭团”，看来可以充饥。多识鸟兽草木，生病之际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找药；遇到饥荒凶年，也就不至于饿死，饿得眼冒金星，就挖个“冷饭团”充充饥吧。尽管柏油路上，一镐下去，挖到的只是下水道。
从蒲公英到曹操到茯苓饼，我的意识也流得太快，简直不是流，像在跳。但转而一想，也不奇怪。是白作了它们的线索——蒲公英是白的，曹操的脸是白的，茯苓饼是白的，“白”，是这个片段的“形而上”。
1986年初秋，我去北京出差，回苏州时给母亲带点茯苓饼，她不舍得吃，坏了。我知道她其实是不爱吃，嫌甜。她看到坏了，觉得有点对不起儿子的孝心，就说是不舍得吃。我知道。江南阴湿，茯苓饼洁白的质地上散坐着豆绿色的圈圈点点霉斑，我觉得好看，恍如“洒金笺”之梦，就拿出羊毫，在上面写字。我写了一行字：
“谁没有一只白鼻子呢？自己的白鼻子。”
这是个文字游戏。“鼻”的古字，就是“自”。即使这个“自”字已被楷体，你多看它几眼，还是像我们的鼻子。
曹操一捋髯口，白鼻子晃动，趁他白鼻子晃动之际，我多看几眼八仙桌上一只瓷碟里的一块点心。那年，我三岁。散文写到这里，我像是越活越小了——“五岁的时候，我常常会被父母从祖母那里带到他们家过星期天”，我记得前面我这样写过。瓷碟描着金边（描金碗碟从现代家庭中淘汰出去，因为不能在微波炉里使用），在杏眼般睁大的碟底，一块红色的点心是仅剩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一块洋红的点心。一块橘红的点心。一块猩红的点心。一块朱红的点心。一块淡红的点心。一块大红的点心。一块紫红的点心。一块石榴红的点心。一块宝书红的点心。一块中国红的点心。一块胭脂红的点心。一块口红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一块粉红的点心。我想起来了，是一块粉红的点心。我站在大人身后，见到他面前的描金瓷碟里有一块粉红的点心。像一朵梅花。这是现在的比喻。三生梅花草，一位辛酸人。我站在他身后，耐心地等着他回转身来，好发现我，我想他会笑眯眯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