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一个时代的刻痕（第2/5页）

那个小天井是我们夏天冲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猪栏。全家唯一的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间，因有了这壶兰花而绿意盎然、生气勃勃。我捧着哈苏相机对焦，四散下垂的兰叶在对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让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家的世代绵延。

头城老家后院，1976

马祖芹壁村，1979

马祖芹壁村的老人

三十三年前的春节，我随团采访，首度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包括南竿、北竿、东引、西引等十个岛屿的马祖列岛隶属福建省，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有如来到异域，见到乡亲又喜又怕，竟像碰到了“大陆同胞”。

北竿的芹壁是个奇特的小渔村，全部是闽东式的花岗石民房，堆栈在峭壁上，仿佛是电影里的地中海画面。这位老村民就坐在他家门口，门前小院像是一座突出海面的瞭望台，每天不必出门，就能毫无阻碍地观望福建省沿岸。想问他对岸有没有亲人，可是他只会讲福州话。

芹壁村原本富裕，在20世纪70年代因渔业资源渐枯而转为萧条，人口大量移往台湾，没想到如今竟成为度假胜地。会再度造访，是因为跟我学摄影的一位牙医，有天在治疗我的牙齿时，忍不住说：“老师你就休息休息吧，这个礼拜跟我去马祖。”原来，他服兵役时就是在马祖当军医，对这儿特别有感情，跟我学完摄影后，又考上了台大的城乡研究所，定期来这一带做研究。

那一趟，不仅跟学生重返芹壁村，还搭船去了东莒岛。当时“聚落保存”观念已盛行，民间、学界携手推动聚落活化以及地景维护。地方政府投入大笔经费进行老屋再生，闲置空间再利用；艺术界人士开始进驻芹壁，电影及商业广告也经常来此取景。每逢假日，由古厝整修而成的民宿一房难求。

风景美得像希腊。一切都好，唯有吃素难。在地海鲜丰富，就是点个最简单的面条，也只能供应掺鱼浆的“鱼面”。

台北民生东路，1988

如梦似幻的那堵墙

迷上正方形构图后，每当看到120相机，我就忍不住想收藏，从复杂的蛇腹到简单有如玩具的都有，在大陆看到的“红梅”“海鸥”“长城”，也都兴冲冲地抱回家。拍照要有仪式感时，我用哈苏；街头抢拍则多仰仗体型较轻、快门声较小的禄来。

那阵子，我特别喜欢在台北市区溜达。每年秋末入冬到次年开春之际，这面脏脏旧旧、位于民生东路与光复北路交叉口的墙就变得特别迷人，因为夕阳角度刚刚好，会把树影和形形色色的人影打在上面，如梦似幻。

这堵墙只是水泥粗坯，原本大约百来米，被一家建设公司拆掉大半改建别墅，留下三十米不到，围住一片军事基地。国民党来台不久，便于台北市的东、西、南、北各区圈围了占地甚广的军事单位，首善之都快速发展，长长的围墙见证了数十年的变迁，最后都难逃被铲平的命运。

我持续地在这个季节拍这面墙好多年了，说不上为什么会这般痴情，只觉得市民由这面墙下走过，就仿佛掉入一个完全不属于台北的时空中。那天，一位相貌、举止、穿着都别有韵味的老人映入眼帘，从观景窗望去，竟好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墙下。老者一路走在影子的后面，会动的影子就像他的过去，整个画面充满了虚幻引领现实、过往牵动当下的暗喻。

整个军事基地迁走后，剩下的这段墙自然也被拆得一干二净。如今这里已是热闹喧嚣的商业区，秋末冬初，来来往往的人们，影子不知映在哪里？

记忆中的龟山岛

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时，朋友之间见面总会问，想不想去大陆看看？那里可是有拍不完的照片啊！当时我还真不知怎么回答，祖先虽然是从福建来的，可是我最远只能寻根到头城外海的龟山岛。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姓“蓝”，是最早从唐山渡海，于龟山岛落脚的七户人家的后代，分别嫁到对岸的头城镇，数十年后便有了我。1977年，这个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军事要地，所有居民被强制迁离，直到2000年，因推广观光才开放登岛生态体验，但人数依然受到管控，游客必须抽签。

在沙滩打排球的这些少年，身后浮着的就是龟山岛。拍这张照片时，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头城镇民一半打渔一半务农，务农人家都不希望小孩到海边去，可我们却把它当成秘密乐园，除了在海里戏水，在沙滩打球、追逐、捡贝壳，长大后跟女生约会、跟男生决斗，地点也多半选在海边。

岛上有硫黄矿，风向刚好对时，镇上便闻得到时浓时淡的硫黄味，最浓时，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岛上。念初中时，我曾趁着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上去过一趟，在亲戚家住了七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龟尾巴的那块沙滩上有好多石头，而且每颗都被冲刷得像圆球一样。潮起潮落，所有石头随着海水滚上来又滚下去，声音咕噜咕噜的，特别极了！

平时在海边玩，看得到它，却不会想着它。等回不去时，才思念得把记忆一遍又一遍地反刍，以至于到后来，龟山岛对我来说，就像是昨天才去过般地亲切热络了。

宜兰头城海边，1981

台北万华，1973

一个时代的刻痕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当年这一带是台北印刷、装订业的集中区。高中毕业后，我到《幼狮文艺》当编辑，举凡发稿、校对、督印都得往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厂跑。这家业务鼎盛的活字排版印刷厂，捡字的都算童工，排版的才能领正薪，书报杂志印好，还要把每颗铅字一一捡回字架。

老板后来干脆购置了铸字机，东西印完，字模盘往熔炉里一倒，无论哪种字体、大小级别，重铸就是了，省时又省工。在《幼狮文艺》上班的那一年，我足足有一半时间都耗在捡字间里，铅字的一笔一画，如同记忆的刺青，想抹都抹不掉。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