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9/16页）

关于当代女性小说，除了上述优点，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英国女性过去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昏暗中，现在她们已成为合法选民、有薪俸的雇员和有责任感的公民。这一变化无疑会使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趋于非个人化。她们的人际交往不再仅限于个人情感，而更多地渗入了知识成分，甚至政治因素。以往，她们只能通过丈夫或者兄弟的眼睛模模糊糊地了解世事和表示疑问，如今她们不再诉求于他人了，而是在为自己的实际利益直接采取行动。既然如此，她们的注意力势必要从以往唯一可关注的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她们的小说自然也就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批评而不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

「牛虻」的角色过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们可以料想，女性不久也将扮演这一角色。她们的小说除了揭露社会弊端，还将提出整治之法。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将不再单纯地纠缠于个人情感，还将直接卷人种种社会争端、阶级冲突和种族矛盾。这是一方面的重要变化。但对于那些不太喜欢「牛虻」而更喜欢「蝴蝶」、也就是不太喜欢批评家而更喜欢艺术家的人来说，另一方面的变化也许更让他们感兴趣。那就是，迄今为止女性小说中最薄弱的一面——即缺乏诗意——将随着女性生活的日益非个人化而大为改观，因为非个人化的生活更有助于诗性的培养。女作家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会再满足于准确地描述自己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唯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即：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当然，诗性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物质生活的富裕。要有闲暇，要有一小笔钱，要有超越个人得失而静思万物的可能。有了一点钱和足够的闲暇，女性自然会比以往更加超脱，更加用心于笔墨。她们会更加自信、更加精妙地写作。她们的技巧也会更加娴熟、更具创意。

以往的女性小说，若有长处，大凡也属天籁自发，就如山鸟或画眉的鸣叫，不是学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不过，这样的鸣叫有时也过于随意，过于冗长——往往只是在纸上饶舌，把一些只言片语连在一起罢了。将来的女性，若有时间和书籍，若能在家里有一小块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那么文学对于她们来说，就像对于男性一样，也会成为一种可以研习的艺术。女性的天赋将得到培养，而且将发挥得更好。那时，女性小说将不再是倾倒个人私情的场地；女性小说的地位将大大高于今天，将成为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受人重视的艺术品，而且其历史和现状也将得到充分研究。

由此只需再往前走一小步，女性就踏人了至今还极少涉足的精深写作领域——即散文、批评、历史和传记的写作。就小说来说，女性涉足这些领域肯定是有益的。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女性小说自身的质量，还能把那些本不想写小说、只因为写小说容易才写小说的女性疏散开，而当那些多余的历史遗留物一旦清除后，女性小说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鱼龙混杂了。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将来女性小说的数量会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会更好；将来的女性不仅写小说，同时也会写诗歌、批评和历史。当然，这一预言还隐含着女性对一个美好时代的向往：到那时，她们将拥有长期以来一直所被剥夺的东西——闲�、一小笔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为何女人写的书总有局限

在18世纪中期，有数百个女人翻译或者撰写了许许多多的蹩脚小说，她们以此增加私房钱，或者在紧急时刻救助家庭。那些小说现在已没有人再提起了，但是在查林十字架路的廉价书摊上仍可偶然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女人们的头脑变得极其活跃——她们谈话、聚会、撰写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翻译经典作品，等等——而使她们头脑活跃起来的原因，就是那个不争的事实：女人也可以靠写作来挣钱了。

钱可以使本来微不足道的事情显得似乎很有尊严。人们或许有理由嘲笑那些「一心想涂鸦的女学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毕竟把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正因为这样，到18世纪末，就发生了一大变化——要是历史能重写的话，我认为这一变化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加重要，应该予以详尽记述。那就是，市民阶层的女性也开始写作了。如果说，不仅《傲慢与偏见》很重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也很重要；如果说，当时不仅在乡间大院里有一些身边总有一大堆书和一大堆恭维者的贵妇人在写作，而且普通女性也开始写作了，那么，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便不是用个把小时就能讲清楚的了。反正，如果没有马洛，就不可能有莎士比亚；如果没有乔叟，就不可能有马洛；而如果没有那些最初把粗野的英语加以驯化的早期诗人，那么连乔叟也不可能会有；同样，如果没有那些最初敢于拿起笔的女人，如果没有那些先行者，那么无论是简·奥斯汀，还是勃朗特姐妹和乔治·爱略特，都不可能写作。要知道，一部文学杰作是不可能孤零零地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许多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会产生。在每一个作家的背后，总有别人的经验。所以，简·奥斯汀应该到范妮·伯尼的墓上去敬献花圈；乔治·爱略特应该感谢伊莱莎·卡特的在天之灵——这个勇敢的女人，为了一大早起床背诵希腊文，曾把一只铃系在自己的床架上；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带着鲜花去谒拜阿弗拉·贝恩的陵墓——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里，当初有人觉得她不配，现在看来她当之无愧，因为是她最初为女性赢得了表达思想的权利。也许她过于多情，身世也有点可疑，然而正是有了她，我今天才敢对女人们说：「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镑！」

我们发现，到了19世纪前半叶，女人写的书已占据了书架的好几层。但是，每当我浏览这些书的时候，总要自问：为什么几乎全是小说？因为我们知道，最原始的创作冲动是想写诗，真正的「诗歌之父」就是某个女人。所以，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都是先有女诗人，然后才有女小说家的。此外，当我看到那四个响亮的名字时，我又想：乔治·爱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她们两人有哪一点相像？夏洛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她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除了她们四个人都没有孩子这一点相同；可以说任何一个房间里的任何四个人都要比她们相像——要是她们四个人在一起谈话，那情景可真古怪极了。然而，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当她们四个人写作时，却不约而同地写的都是小说。于是我又自问：这会不会和她们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有关？会不会像艾米莉·戴维斯小姐在她们去世后不久便证明的那样，因为在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一个女人要写作，如果不得不到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去写的话，那她总要受到干扰而不得不中断的，就像南丁格尔曾抱怨的那样，「女人从来就没法说有半个小时是属于她自己的」。不过，说得说回来，在起居室写散文或者写小说，总比写诗或者写戏要容易一点，因为不需要那么集中精力。简·奥斯汀一直到死都是这么写作的。「她能这么做真是令人惊讶，」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而那里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此外，她还得小心翼翼地不让佣人或者客人，还有家里的其他人，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总是把小说稿藏起来，倘若正在写的时候有人进来，她就赶快用吸墨纸把稿子盖住。还有，在19世纪早期，一个女人所能获得的文学经验，大凡还只能靠她自己去观察他人的举止，分析他人的个性。而几百年来，女人的情感一直受家庭起居室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在家庭起居室内培养起来的。他人的行为举止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她们眼前出现的，往往是人们的个人交往。所以，当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女人开始写作时，便很自然地写起了小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四个有名的女人，其中至少有两个其实从本性上说并不适宜于写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理应写诗剧；乔治·爱略特理应在历史写作或者传记写作方面施展才华——但她们最后还是成了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