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10/16页）

我从书架上取下《傲慢与偏见》，心里想：女人不仅写了小说，还写出了优秀的小说。我说《傲慢与偏见》是本好书——这大概算不上是在吹捧女人吧，男人没理由觉得不舒服。不管怎么说，简·奥斯汀在写《傲慢与偏见》时若偶然被人发觉，是本不应该感到羞愧的。然而，她却为起居室的门会嘎嘎作响而�兴，因为她可以在别人进来前把手稿藏起来。在她看来，写《傲慢与偏见》有点不光彩；而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她当初并不觉得有必要把手稿藏起来的话，《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精彩呢？

为了证实一下，我读了一两页，却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当初的写作条件对她的作品产生了不利影响。也许，这就是《傲慢与偏见》的令人惊异之处。竟然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在1800年前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写作，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不愤怒，也不说教。我看看《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心里想：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写作的；而人们常把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人都不固执，没有任何想不通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不了解简·奥斯汀，也就无法了解莎士比亚；正因为这样，简·奥斯汀就在她所写的每一个字里，莎士比亚也同样如此。如果说简·奥斯汀因环境影响而有什么局限的话，那就是她过的是一种非常闭塞的生活。那时女人要想单独出门都是不可能的。她从不外出旅行。她从未到伦敦乘过公共马车，也从未一个人在饭店里吃过一顿饭。不过，这是简·奥斯汀的天性也说不定，也许她生来就不喜欢新鲜事物。她的天性正好和她的环境完全协调。

但是，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也这样——我这么说，同时翻开《简·爱》，把它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

我翻到第十二章，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无论谁，想责怪我就责怪我。」我想，他们责怪夏洛蒂·勃朗特什么呢？于是我读到了简·爱时常趁菲尔费克斯太太做果冻时爬到屋顶上去，在那儿眺望远处的田野。因为她有一种渴望——他们就是为此而责怪她的——「这时，我渴望有一种能超出极限的眼力，让我看到我听说过的、但从未见过的那些城镇和街区，那繁华的世界。这时，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比现在更多地和自己同类的人交往，而且比在这里更多地结识各种性格的人。我珍视菲尔费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视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而且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毫无疑问，一定有很多人；他们会说我不知足。我没办法；我生来就不能安静；有时候，这使我很苦恼……

「说人们应该对平安无事感到满足，这是徒然的；人们总得有行动；即使找不到行动，也得创造行动。千百万人被注定了要处在比我的更加死气沉沉的困境中，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众生中，除了政治反抗，还有多少其他的反抗。女人总被认为是静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她们受到过于严厉的束缚、过于绝对的控制，也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那些享有更多特权的同类，也未免太苛刻了，说她们应该安心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荷包。要是她们超出习俗规定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去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就来指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也未免太无理了。

「但是，当我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却老是听到格莱斯·普尔在笑……」

这干扰真恼人！我想，突然跑出一个格莱斯·普尔来，真是令人不快！思绪全被打乱了。我把这本书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接着想：有人可能会说，写出这几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是，如果他把这几段文字仔细读一遍的话，就会注意到其中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而就是这种情绪，使她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才华彻底表现出来。她的书是扭曲的，变了形的。她本该平静地写作，现在却在愤怒中写作。她本该明智地写作，现在却在冲动中写作。她本该写她笔下的人物，现在却在写她自己。她在和自己的命运搏斗。这样一个女人，除了精神抑郁、内心苦闷和早早地去世，结果还能怎样呢？

不妨设想，假如夏洛蒂·勃朗特——这个以1500英镑的低价卖掉自己小说版权的「愚蠢的女人」——每年有300英镑的收人，事情会怎么样呢？假如她真的能了解「那些城镇和街区，那繁华的世界」，真的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真能「比现在更多地和自己同类的人交往，而且比在这里更多地结识各种性格的人」，那么事情又会怎么样呢？她这么说，其实不仅明确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局限，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当时所有女人的局限。她自己比谁都清楚，假如她不是那样只能孤独地「眺望远方的田野」，假如她有更多的生活经验、能更多地外出旅行、与人交往的话，那么她的才华将会变得更为出众。然而，人们不仅没有让她如愿，甚至拒不给她任何机会。

这是事实，我们只能接受。那些优秀小说——《维莱特》《呼�[山庄》和《米德尔马契》——是女人写的，然而她们的生活经历确实很有限，仅限于一个可敬的牧师家庭里的生活。她们在嘈杂的起居室里写《呼啸山庄》或者《简·爱》，而且又很穷，甚至连多买一些稿纸的钱也没有。固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乔治·爱略特——她左冲右突、历经磨难而终于逃了出来，但最后也只是逃进了圣约翰树林里的一座荒凉的小屋而已。她静静地住在那里，却仍然逃不过世人的责难。「我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她曾这样写道，「但要是他们不愿意，我也不会乞求他们。」人们为什么要责难她呢？难道就因为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并和他生活在一起？难道她看一眼某个史密斯太太，她的目光就会使那个史密斯太太失去贞操吗？她没办法，在社会习俗面前她只能忍气吞声，只能「自我禁闭」；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却有个叫托尔斯泰的年轻人正在军队里服役，他自由自在地一会儿找这个吉普赛姑娘玩玩，一会儿找那个贵族小姐谈谈，没有任何人妨碍他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积累丰富的人生经验。而这样的人生经验，后来就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反之，假如他和某个有夫之妇隐居在某个小修道院里「自我禁闭」的话，我想，不管他的道德多么�尚，思想多么深刻，他也很难写得出《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