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译本译者序（第4/6页）

我们可以快速翻阅《不安之书》，就像翻阅一本通过不同异名展现自己的艺术家的终身随笔录。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本旅行札记，一本“关于随机印象的书籍”（第442篇），贯穿佩索阿文学史诗始终的忠实友伴从未离开过里斯本。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某个人终其一生不生活的“没有材料的自传”（第12篇），他“像培育温室的花朵一样培育仇恨行为”（第103篇）。

《不安之书》有不同的写作形式，也有不同的作者。起初只有一本书时，它包含了后期象征主义的带标题的文章，而它对外公布的作者是费迪南德·佩索阿，但是，当它突变以适应日记体手记时，就必然变得更私密，也透露了更多的真情实感。佩索阿习惯于将自己隐藏在其他名字下面，最初选用的名字是文森特·格德斯。事实上，只有最初的那些日记是以格德斯的名义写的，它们也为《不安之书》的写作风格铺展了道路。据佩索阿的一篇用作序文的短文描述，格德斯这本“措辞温和的书”中“自传的主人公从不曾存在”，这在另一篇日记中也有所提及，就好像这是它的真实书名。按照佩索阿的出版计划，他开始引用文森特·格德斯作为《不安之书》的虚构作者，这意味着这本书和“温和”的日记是同一本书。另一方面，文档集还包含摘自写于1914年8月22日的“文森特·格德斯日记”的片断，这则片断对一位二流的葡萄牙作家进行了嘲讽，这当然不属于《不安之书》的内容。日记通常都写有日期，但是，1929年以前，《不安之书》几乎没有将注明日期的材料收录进去，当时文森特·格德斯已被解雇。不管佩索阿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绝不会将《不安之书》归结为一本日记，尽管书中收录了“杂乱无章的日记”和“清醒的日记”——或者以日记命名的简单记录——还有“自传的片断”的引用，这些文章都写于1915至1920年期间（根据手稿和体裁上的迹象可推知），当时正是格德斯的活跃时期。

1910年以来，文森特·格德斯是佩索阿笔下最繁忙、最有才华的伙伴。除了写日记，格德斯还做翻译，或者被认为翻译了像埃斯库罗斯3、雪莱4和拜伦5这类诗人的戏剧和诗歌，以及亚历山大·舍弃（佩索阿最多产的英文异名者）的怪诞小说《一顿十分奇特的午餐》。尽管格德斯推掉他的翻译职务，但他“的确”写了一些诗歌、若干短篇小说和几篇神话故事。其中一则故事《禁欲者》，剧名角色告诉他的对话者，天堂和涅槃是“幻觉中的幻觉。如果你梦见你在做梦，你梦见的梦是不是没有你在梦里梦见的梦真实呢？”这类沉思令人隐约联想起《不安之书》的诞生阶段，这便是为什么佩索阿决定委托格德斯来完成的原因，后者的博学多识使他具有为这部恢宏巨作管理作者的出色潜力。

作为《日记》的作者，文森特·格德斯的手稿还被认为是《不安之书》的早期部分，它还包括一篇题为《纸牌游戏》的短文（第351篇），叙述者像一个孩子一样，与他的老伯母在乡村住宅度过夜晚。这篇短文前面被标记上：

不安之书

标题为：纸牌游戏（是否包括《在隔离的森林里》？）

就语言和语气来说，《在隔离的森林里》和那篇短文（关于老伯母玩单人纸牌游戏时昏昏欲睡的女仆在泡茶的那篇）毫无相同之处。或许这篇短文不过是被当做某个章节的一个开头，和这个章节有着一样的标题，《单人纸牌游戏》和《隔离》这样的白日梦散文一样，成为一种练习，佩索阿写它们和我们玩纸牌有着同样的理由：打发时间。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本书都遇到了麻烦。佩索阿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漂浮在迷雾笼罩的古怪森林里的早期作品，他或许打算把它们都剔除出去。它们在日记中何以能安身？或许，除了日记呢？

十几年以后，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再次修订了《纸牌游戏》（第12篇）：

我将我所感绘成风景，我用感觉创造出假日……我的老伯母用纸牌度过那漫长的夜晚。我的这些自我感觉的自白便是我的纸牌。我不会像那些用纸牌占卜未来的人一样去阐释它们。我不去研究它们，因为纸牌里没有蕴含任何特殊的意义。

在同一篇文章里，索阿雷斯把它的心理活动和文学活动比作另一种家庭消遣：钩织，正如阿尔瓦罗·德·坎普斯1934年8月9日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也在钩织

在我开始思考时

一针一针勾出没有完整的完整……

一件衣服，我不知道是为钩织衣服还是什么也不为

一个灵魂，我不知道是为感觉还是生活

这个助理会计钩织的最大意义是，“象牙钩针一勾一挑间，被施魔法的王子们漫步在花园里”。若不是针对那些王室梦想和遐思（它们在早期的《不安之书》中占有大量篇幅），这种观察似乎有些不寻常，或者十分荒诞。在索阿雷斯笔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佩索阿设法在早期的《不安之书》中华丽的皇室梦想和二十世纪的卑微小职员之间做出某种调和（尽管不甚满意）。文森特·格德斯也是一名助理会计，他似乎更胜任调和角色。尽管格德斯写过几篇神话故事，但他在日记中表现得太过冷酷理性，使人难以相信他是撰写飘渺作品的后期象征主义作家，佩索阿从未直接点名把他当成作者。但是，格德斯担任《不安之书》的总作者至少有5年，甚至可能长达10年时间，不管怎样是值得的，因为手稿证据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如前文所述），《不安之书》处在休耕期。

大概在1928年，戴着贝尔纳多·索阿雷斯面具的佩索阿回到《不安之书》的撰写中，这本书完全变成一本日记，带有尖锐的个人色彩，同时也具有客观性——就好像日记作者的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重合成一部影片，他心无旁骛地凝视着它，偶尔倾听，但从未受感动。许多文章都有写日期，尽管这种惯例不成体系，似乎只是渐渐被人接受。奇怪的是，写于这段时期（1929年3月22日）的第一篇文章带有后期象征主义的风味，有鼓声，号角声，还有“其他人梦境里的公主们”，但没有提及那位助理会计，他的虚构或许太过朦胧，有待被具体化。到了1930年，佩索阿才开始给为《不安之书》而写的大量文章标明日期，并最终把地点锁定在道拉多雷斯大街，索阿雷斯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里上班，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用写作来打发时间。而索阿雷斯说，“艺术与生活同在一条街上驻留，但不在同一个地方。……是的，对我而言，道拉多雷斯大街包含了一切事物的意义，还有一切谜语的谜底，除了谜语本身存在的理由——这永远没有谜底”（第9篇）。